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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曰广记:“弘光御极,群臣上言:‘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
’诏曰:‘可。
’”
[36]这说明史可法、姜曰广等人急于弥补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尽量笼络四镇换取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实际上是步马士英的后尘。
然而,马士英已占先者,五月初九日到达南京。
次日,朱由崧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四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
十一日,史可法再次上启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
[37]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
[38]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
当时的一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
李清在采录了这两篇启本后感慨地写道:“然于青、兖、开、汝(指山东、河南一带),似置之不讲矣。”
[39]张岱说:“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畿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40]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
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饷,假以便宜。
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
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
又四镇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务别其忠顺强梗之情以懋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
“可法心然其言,然卒不能用。”
[41]
从表面看,这些议论都很正确。
但考察一下当时的各种因素,史可法有不得已的苦衷。
甲申五、六月间,南方诸臣只知道大顺军已占领整个黄河流域,前锋直逼淮上,高杰、刘泽清率部南逃,在这种形势下史可法为防止大顺军饮马长江,做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
六月中旬以后,大顺军兵败西撤,畿南、山东、河南等地官绅反叛大顺政权,陷于一片混乱当中。
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军尚未南下之时,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绅武装,扩大自己的管辖区,自然不失为一着高棋。
史可法未必看不到这一点。
问题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已因“定策”
有功,备受弘光帝和马士英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
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
之人,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
,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下面对四镇的来历做一简单介绍。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42],出身行伍。
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的江北地区、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
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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