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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针对杰斐逊自称资助卡伦德发表《我们的前景》纯粹出于“慈善”
动机这件事,克罗斯韦尔以“罗伯特·拉斯迪科特(RobertRusticoat)”
为笔名,撰文进行嘲笑。
1802年夏天,克罗斯韦尔评述卡伦德说:“他完全有资格充当一条走狗,替主人喷射毒液,四处散播恶毒的谣言。
简而言之,那个伪装成爱国志士和‘平民总统’的家伙需要找个帮凶,来替自己掷出匕首或投出剧毒,而他正是合适的人选。”
[14]在另一篇文章中,克罗斯韦尔说,“杰斐逊向卡伦德付钱,指使他污蔑华盛顿是叛徒、强盗和伪证人。
杰斐逊称亚当斯是头发花白的煽动者,凡是他所了解的品行端正之人,他都要做出最恶劣的诽谤。”
[15]这些评论考验了杰斐逊对表达自由的尊重。
他在共和党编辑被起诉犯有诽谤罪时表现出的担忧,在州政府指控联邦党被起诉时**然无存。
1803年1月,纽约州哥伦比亚县的一个陪审团以诽谤杰斐逊总统的罪名起诉了哈里·克罗斯韦尔。
联邦党人都聚集在克罗斯韦尔的旗帜之下,致使该案激发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
纽约的检察总长,最近转向杰斐逊派的安布罗斯·斯潘塞亲自处理了这起诉讼。
尽管克罗斯韦尔希望汉密尔顿担任其辩护律师,但后者忙于其他案件,无法在早期的辩护阶段参与该案。
菲利普·斯凯勒告诉艾丽萨,很多联邦党人来拜访他,希望他能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汉密尔顿接受这项法律业务。
斯凯勒同情他们,并告诉艾丽萨,杰斐逊“不仅让汉密尔顿的职位蒙羞,还用自己的恶行败坏了道德”
。
[16]7月,巡回法院在纽约州克拉维拉克的一所小型法院开庭,汉密尔顿加入了该案的辩护团队。
因为该案涉及两个里程碑式的宪法观点,表达自由和陪审团审判,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汉密尔顿论证的要点是,在诽谤案的审理过程中,如果一位作者所做的叙述是真实的就应该被允许。
此前诽谤案的评判标准是:原告仅需证明有关言论损害了他的名誉,不必管这些言论是否真实。
无论汉密尔顿还是克罗斯韦尔都想延迟审判,直到他们能找到詹姆斯·卡伦德,请他出庭证明杰斐逊曾出钱雇他写作。
不知道是否出于巧合,卡伦德在该案审判之前几个星期溺水身亡。
汉密尔顿又试图传唤杰斐逊或至少获得一份杰斐逊的证言文件。
然而,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回到普通法体系,告诉陪审团“要判定事实本身,而不是判断公开出版物的真实性或者意图”
。
[17]换言之,陪审团的工作仅仅是决定哈里·克罗斯韦尔是否出版过关于杰斐逊的诽谤性文字,无须理会这些言辞是否真实可信。
陪审团接到指示后,别无他选,只能判定克罗斯韦尔诽谤罪名成立。
在1804年2月中旬,汉密尔顿去了奥尔巴尼,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重审此案。
虽然法官席中有汉密尔顿的联邦党盟友詹姆斯·肯特,但汉密尔顿还得面对其他三名共和党法官。
所有人都热切期待汉密尔顿那势如破竹的雄辩,以致在他演讲时,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纷纷到场旁听。
这些立法者不仅仅是由于好奇而来到法庭的,他们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真实性作为诽谤诉讼中的申辩理由。
在长达六小时的演说中,汉密尔顿没有令期待者失望。
在论证需要重新审理的时候,汉密尔顿着重突出了保护表达自由的原则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表达的自由在于从正当的动机出发,为恰当的目的,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使这些表达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地方官员或个人。”
[18]作为一个反复受到媒体谩骂指责的受害者,汉密尔顿并不赞同完全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我认为谩骂和诬蔑的精神是社会的毒瘤。
我知道最优秀的人也无法免于谣言的攻击。
众口铄金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19]接着,他阐述了真相、公正和无恶意表达的重要性。
汉密尔顿断言,只有自由的媒体才能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他从未直接提及杰斐逊,但是总统的影子一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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