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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政党体系还有最后一个特征值得一提。
当时出现的这些政党并没有形成固定群体，也没有严明的纪律可言。
他们仅仅是由意识形态和地域忠诚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当代的眼光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信徒。
似乎政党只是个别政治家的投影——在联邦党这一边是华盛顿、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在共和党这一边则是杰斐逊、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
因此，核心人物的声望就成了政治论战中的决定性因素。
像汉密尔顿这样平时就非常关心自身名誉的人，现在由于党派的出现，使得他对个人荣誉更加谨小慎微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如果说是汉密尔顿的政治韬略促成了政党的出现，这和欧洲的政治动**一样具有煽动性——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政策应当倾向于英国还是法国。
很多激烈的争辩源于殖民者在对英战争中与法国结盟的事实。
除去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英国和法国变成了国内论战中美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的两个代名词。
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看来，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而是汉密尔顿会复制他们厌恶的英国政府模式；而汉密尔顿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误入迷途的革命的血腥故事，必须引以为戒。
杰斐逊长期以来对英国都持否定态度。
退回到1786年，杰斐逊曾在伦敦遭到英国官员的冷遇，而且英国那种冷冰冰却硬要别人领情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给他留下了无法平复的不满情绪。
“这个国家憎恨我们，他们的大臣憎恨我们，他们的国王又比其他人更加憎恨我们。”
杰斐逊在英国只待了两个月就如此谴责英国。
[14]显然，对于从来没有到过欧洲，没有像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那样亲身体验过这种傲慢的汉密尔顿来说，亲近英国相对要容易得多。
此外，除了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对英国信贷的依赖之外，汉密尔顿认为某些南方人对英国的敌意也要追溯到战争时期的经历：“事实确实如此，战时英国军队在我们的南方地区所行不义，使得这里的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仇恨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要深重。”
[15]
由于对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许多美国人对英国的态度都很警惕，汉密尔顿不得不竭力让人信服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英国比法国更适合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
当时美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脱离对英国的依赖，将近一半的美国出口商品是由英国消费的，并且美国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三来自英国。
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依赖性，因为从英国进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餐具、陶器之类，而法国主要是葡萄酒、白兰地、女用针织品以及其他奢侈品。
作为在外交事务上的商业现实主义倡导者，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最好暂时先成为英国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初级伙伴，而不是为了试图摆脱英国，去跟法国联盟。
汉密尔顿的成长背景使他对于英国人保有积极的心态。
他的父亲是苏格兰贵族之后，想必给儿子讲过许多不列颠群岛的传说。
这个私生的男孩也许已经认同了父亲的没落贵族传统。
在对英国的亲密情感中，汉密尔顿从未觉得孤单。
美国革命实际上是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其中交织着一切矛盾的情感。
殖民者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使得他们奋起反击。
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人口混杂的多样化，但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
杰斐逊经常谈起1791年在费城时他与亚当斯、诺克斯和汉密尔顿的一次晚餐讨论，主题是英国的政治。
他们讨论到英国政治体系的“腐败”
——王室赞助和养老金，选区规模的不平衡等——并交换了不同意见：
亚当斯先生指出：“清除其宪法的腐败部分……那将是人类智慧所创建出的最完美的宪法。”
汉密尔顿在稍许沉默之后说：“清除其腐败部分……那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政府。
现在的政府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府。”
[16]
杰斐逊对此进行了用心险恶的曲解，实际上汉密尔顿的意思是说王室需要利用任免权来对抗议会的财权。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六篇中，汉密尔顿描述过英国和其他国家议会有妨碍政府行政机关的趋势。
对英国未成文的宪法和代表政府的羡慕一直都是殖民地茶余饭后经常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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