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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对政党有极大的恐惧感，认为政党可能把政府置于死地，所以希望美国可以废弃这些团体。
[7]后来，詹姆斯·肯特写道：“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各种演讲中都表示过，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派系之争会毁掉我们，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平衡能力来抵制其倾向以及控制其专制和恣意妄为。”
[8]在《联邦党人文集》的诸多篇章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猛烈抨击了恶性的派系纷争，虽然汉密尔顿在第二十六篇中也承认：“党派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必然会影响一切政治团体。”
[9]他认为派系与各州的局部利益相关，并设想联邦立法者应当具有更宽宏的气度：“尽量避免沾染党争精神，摆脱那些偶然的感情冲动或一时的偏见和偏向的影响。
这些情况在比较小的社会里往往会损害公众商议问题，造成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不公和压迫。”
他在第二十七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10]
然而，汉密尔顿本人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政党雏形的焦点人物。
他的各种计划引发的白热化论战炸碎了关于美国成为无党派国家的美好幻想。
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远见把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了自己周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联邦党人”
。
通过强调宪法支持者所用的术语，联邦党人巧妙地暗示，他们的敌人是反对宪法的。
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大银行和商人互相支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公理会和圣公会教友。
与此同时，对汉密尔顿心存惧怕的杰斐逊和麦迪逊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也聚集成为反方，开始自称“共和党（Republi）”
。
这样的自我标榜相当聪明，它暗指古罗马共和国（RomanRepublic），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联邦党人并非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是君主主义者。
共和党人通常都是浸礼会教友和循道宗信徒，他们的支持主要来自南方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小农场主。
他们信仰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汉密尔顿体系的惧怕，并利用反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体现他们团结一致的简略的表达方式。
杰斐逊是这样来区分这两个政党的，他说联邦党人相信“行政部门是政府中最需要支持的机构”
，而共和党人认为，行政管理部门“像英国政府中的类似机构一样，按美国宪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已过于强大，因此，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他们倾向于支持立法机关”
。
[11]
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把“政党的出现”
描述为“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
，并追溯其起源于1792年左右。
[12]他们认为联邦党人代表贵族而共和党代表平民的观点是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的：“实际上两党纷争跟富人和穷人没有本质的联系。”
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曾谈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他说：“这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抗争和较量，双方都期望增强自己一方的经济实力。”
[13]实际上，联邦党人中间有很多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律师，比如汉密尔顿本人；而共和党人的两位领导者杰斐逊和麦迪逊生来就继承了大量财产。
此外，在蓄奴制盛行的南方，政治文化以财富和地位的极度不均衡为特点，这种经济状况的不平衡要比北方严重得多，而绝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来自所谓的“联邦党贵族”
。
政党的突然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制造了尖锐的政治氛围。
由于很多政治家认为政党是有害的，所以他们拒绝加入任何一方，又为别人指责他们隐藏真实政见而感到愤怒，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别人态度中的虚伪成分。
由于政党在当时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崭新事物，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邪恶的阴谋，让政治言论带有偏执狂的味道。
联邦党人以结束美国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为己任，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美国于反革命思潮之中。
双方都误解甚至扭曲了对方的观点，而对自身怀有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感受。
两派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礼节或文明行为可讲了，也看不到两党和平共处、轮流执政的可能性。
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出现了，那就是一党建立与存在的同时，对方应当永远消失。
最终，他们都无意反对当政的政府。
随着政党思想进一步尖刻起来，汉密尔顿和华盛顿认为大部分反对他们的声音都是对政府的不忠，甚至是本质上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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