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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歇尔谈到革命前的美国时指出：“虽然英国宪法的优越性是一个丰富的辩论题材，但每个殖民地居民却都认为自己有权利用它的优势。”
[17]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七个月以前，杰斐逊写道：“请相信我，尊敬的阁下，在大英帝国管辖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真诚地热爱英国。”
[18]在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帕特里克·亨利称赞英国的宪法优于美国版本的新宪法。
对于把英式理想倾注在新政府上的爱国人士来说，看到理想被肆意践踏而如此评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专政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因此汉密尔顿对英国的高度评价并不是杰斐逊所伪称的异端。
在杰斐逊看来，汉密尔顿有时候好像并不满足于掌管财政部，而且想要涉足国务院的事务，扩大自己的地盘。
其中部分原因是汉密尔顿本人的事业野心，也因为华盛顿内阁的规模有限。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密尔顿的政策依赖于关税，而关税大部分来源于进口的英国货物。
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事务很难明确分割开。
正如前文提及的，1791年初，正当杰斐逊为与法国建立紧密贸易关系而游说之时，汉密尔顿却已经与英国的非正式使者乔治·贝克威思建立了友好联系。
汉密尔顿曾经告诉贝克威思，若要解决英国的问题，不妨给予美国完全外交地位，委派官方大使。
自独立战争以来，英国没有再向美国派驻过任何代表，这让美国人颇为难堪。
汉密尔顿的暗示很快就见了成效，1791年底英国正式派遣了28岁的乔治·哈蒙德（GeeHammond）来美国费城。
哈蒙德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官，他首先与汉密尔顿进行了私人会谈，这样的会谈今后还会有很多。
哈蒙德在写回伦敦的信中说：“我和汉密尔顿先生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在谈话过程中，我完全被他公正而自由的思考方式所折服。”
[19]然而，直到美国同意向伦敦派出使节，哈蒙德才将使节国书递交给了华盛顿。
乔治·哈蒙德抵达美国之时是一个紧要的十字关头，当时英美两国正在为谁先违背了和平条约而相互攻讦。
美国谴责说，英国并没有真正放弃西北要塞，也没有就他们拐走的奴隶对种植园主进行赔偿；而英国则抱怨，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向债权人偿清战前债务。
汉密尔顿对哈蒙德强调了英国放弃要塞的必要性，同时也承认，英国要求偿还历史债务的要求是合理的。
汉密尔顿没有去积极推动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了的奴隶的赔偿问题——对杰斐逊而言，这是头等大事。
当哈蒙德弱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他欣喜地发现，汉密尔顿“对于他的论述似乎有些默许了”
。
[20]
汉密尔顿也许不应当介入杰斐逊与哈蒙德的公事领域，但显然也正是他挽救了杰斐逊将要毁掉的会谈。
杰斐逊对哈蒙德的冷淡态度与当年他自己在伦敦受到的冷遇如出一辙。
哈蒙德抱怨国务卿说：“我们之间如此冷漠完全是他的错。
他老是喜欢唱反调，所以我们总是意见不一致。”
[21]当杰斐逊老调重弹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时，汉密尔顿很失望，他“为他同事放纵的鲁莽”
向哈蒙德致歉，并说杰斐逊的观点“绝对不是美国政府态度的真实体现”
。
[22]由于杰斐逊的亲法倾向，在他的国务院任期中，英美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写道：“当英国大臣想要了解事情是否符合情理的时候，他会发现财政部长是比国务卿更好的顾问。”
[23]
汉密尔顿则对杰斐逊与法国洽谈贸易条约进行暗中干扰。
汉密尔顿其实是受到了杰斐逊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由于这两位雄心勃勃、强硬冷静的政界英雄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华盛顿政府的政策运转濒于停滞。
在从偿还战争债务到建立国家银行的许多事情上，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汉密尔顿，而不是汉密尔顿的反对者——杰斐逊和麦迪逊。
华盛顿与汉密尔顿一起分享有价值的想法，倚重他渊博的知识，往往也听从他的意见。
这一点让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华盛顿仍然是美国的英雄人物，不可撼动的政治灵魂，直接攻击他无异于政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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