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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先生六月间已先离去了,鲁迅还在酷热的西窗下日夜执笔做着工作:《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相继编写完成。
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做些文化工作,随时随地都不浪费些许时间,这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态度,始终是鼓足干劲地为中国、为青年,贡献他的力量。
许寿裳先生是一个老好人,执正不苟,在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鲁迅被非法撤职,他就和齐宗颐(寿山)先生毅然辞去教育部工作以示抗议,凛然有古代义士风格。
这回在中山大学,又一次表示他对拘捕学生的愤慨,和鲁迅一同辞职。
敌人对待许先生是不同于鲁迅的,立即批准,因为他们准许了许先生的辞职,不致引起学生闹风潮的危险,就毫不客气地这样办了。
在许先生呢,鉴于大局的恶劣,以至颠倒黑白,留也何益?与鲁迅同进退,正是凛然大义所在的又一次表示。
他和鲁迅,平时有似兄弟怡怡,十分友爱。
偶或意见不合,鲁迅就会当面力争,而许先生不以为忤,仍友好如故,有时彼此作绍兴土音说话,说到会心处会大笑。
反对杨荫榆的时候,杨说六个被开除学生是害群之马,鲁迅和许先生就私自给我取绰号“害马”
,我是不知道的。
有一回见面的时候,鲁迅说“害马来哉”
,我还摸不着头脑,他们二人却哈哈大笑不已。
待到鲁迅逝世后,因他们从前过从极密,留学日本和在教育部工作,也总是在一起的。
我就劝许先生写些东西出来,后来就成为《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回忆录。
他这本回忆录,是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写的,据说自鲁迅逝世后,许先生在授课时或课外,更多地在谈到鲁迅的思想、学术、文艺、革命的各方面,除整本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外,《我所认识的鲁迅》里收了不少纪念文字,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们的忌恨,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不要谈鲁迅。”
许先生却以为谈谈这些,又不关系到政治行动,而且人已经死了,绝不会惹起问题的。
殊不知这就是为革命者宣传的政治活动。
许先生的毅然不顾一切的言行,正如鲁迅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过的:“季巿他们对于我的言行,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
越是在黑暗统治下的台湾,越觉着像鲁迅那样的人逝去的可惜的许先生,就越加爱自动宣传鲁迅的革命精神,终于遭到暴徒的暗杀,可谓以身殉友——真理、正义——的一人了。
鲁迅常批评周作人,生平没有几个真心知己朋友,没有得到很多的诤益。
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
如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许寿裳先生与齐宗颐(即助译《小约翰》者)就抗议章的非法解除鲁迅佥事职务而一同辞职,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四·一五”
非法拘捕、开除学生,鲁迅辞职而许寿裳先生也表示抗议离去,都是一样的精神。
三十五年和鲁迅亲如手足的许寿裳先生,是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只是在讲课中提及同一具有正义感的鲁迅而已。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学者,反动的国民党还是不能容许存在。
他们这种铲除异己的法西斯作风是多么不择手段!
丧尽理性!
经过剧烈变化的时局之后的鲁迅,深深感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寞”
(见《三闲集·在钟楼上》)。
其实,我们都是抱着梦幻而来的。
当北洋军阀逼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以为南方革命空气比较浓厚,总会聊胜一筹的。
待到了之后,眼看一些假象,在厦门的鲁迅和在广州的我,初时都被假象所迷惑,轻于置信,不免欢喜形于辞色。
到十月十日,鲁迅见到厦门的庆祝会和我对中大的怀有希望都是轻于置信的例子,而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生活仍是“旧的”
那方面去考虑。
尤其在广州大屠杀的当时,其实是很危险的。
女师“士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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