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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克”
是英文stick的译音，意即手杖。
当时，国民党右派常常气势汹汹，用手杖打人，故称“士的派”
）的学生就亲自到女子师范学校去指名捉同学的（强迫学校集合学生在大操场，被她指名是左派的人就叫出来，最后一齐捉去）。
她们起先企图诱我共同反对校长廖冰筠，无效，则转而反噬校长和我是准共产党，共产党就该杀头。
如果当时我还没有从女子师范学校离去，则很有可能被陷害。
生命实在没有保障得很。
而我之再三劝鲁迅去广东，也无非希望对革命的广州有所贡献。
当时，广州文艺方面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荒芜得很。
所以鲁迅又介绍北新、未名的出版物于广州青年，虽然这些刊物没能达到以理论教育青年的目的，但在那时的广州，这种文艺读物已属很不易得的了。
其时，芳草街北新书屋是向某青年转租的空房子，两房一厨房，前房摆书摊，后房住人，我就找了一位熟人去，为料理代售书籍的事。
那位青年非常信任鲁迅，把房子让出，连同家具一并在内，每月只要代付九元房租即妥。
后来，鲁迅打算离开广州，就把书移交给共和书局，结束了代售书籍的业务，仍旧把房屋交还某青年，即算完事。
可见这时在广州对我们热心相助者也颇不乏人。
我离开广州十年之后才于一九二六年毕业回去，已是沧桑大变。
在当时国共合作下，已有一股反革命潜流正在形成，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忽而会反脸相向，继之而以屠杀来对付共产党人。
这些情况是鲁迅和我都万料不到的。
而责任究属我应多担负些。
既然郭沫若先生也被迫离去，就可想而知这里已是风雨欲来了。
就因为我那时年轻，阅世不深，受政治影响和教育不够的缘故，竭力向鲁迅表示乐观。
因此，他之到广州来，论其实际我不能辞其责。
在这万难的局面之下，鲁迅从血的教训、残酷的事实里，激起了对阶级思想的深刻认识。
认识到“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见《二心集·序言》）。
为了新的战斗，鲁迅毅然离开了涉足不满九个月的广州。
为了新的胜利，他痛心疾首地离去了当时由革命策源地一变而为反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面对着这座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鲜血所染遍，由反革命刽子手的血手所染污了的城市，鲁迅余怒未息地对我说：“一同走吧！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就这样，我们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共同向未来的战斗阵地——上海去了。
1.选自《鲁迅回忆录》。
该书写于1959年，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
鲁迅的第二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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