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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在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牵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
在写完这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
（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因此我考虑：同是工作，要自己去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是社会这样地复杂，而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很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
既然如此，就在鲁迅跟前做事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
以后也没有改变这决定。
那时鲁迅已经应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聘请。
我名为助教，实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先生做些有关教务的准备和生活方面的工作。
鲁迅后来搬到白云楼，为的好有一些时间想想写写，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
那时郭沫若先生已经去了武汉。
鲁迅所理想的文艺运动，是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而且作最坏的估计，向朋友述说他的决心：“至多不能回北京去。”
这表达了鲁迅出京以后，在厦门服鱼肝油等补药的一种积极从事准备另一战役的态度。
可惜局势的变化，郭先生等离开广东，联合战线的目的已经不能达到。
身边除了许寿裳先生一人之外，并没有可以与言的人，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
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在此期间，见到了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等同志。
鲁迅正在考虑如何把党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正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联合更多的青年，突然，四月十五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斗”
跑到白云楼来，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鲁迅的，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
我急忙走到楼下，看到下面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调动，仿佛嗅到火药气味，大约就是有什么举动了吧。
看看河对岸的店铺楼上，平时作工会办公处的，这时也有些两样了，似乎在查抄。
我一口气跑到邓大姐住处，打算告诉她所见所闻，通知她小心些。
待到得门前，铁门被拉起走不进去，急忙按了好一阵的门铃，里面出来一个青年，彼此还认识，就把看见的向他说了，大约太显得惊慌了吧，他这时才回答说：“大姐已经走了。”
我如释重负地回去，叫醒了鲁迅，告诉他不平常的一切。
待到下午中山大学开会营救被捕青年的时候，他精神早已有所准备，明知这又是无耻叛变的勾当。
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着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说这是“党”
校（国民党办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
鲁迅悲愤填膺地力争，坚持营救学生，未获通过。
仅有一二人先还似要响应鲁迅的话的，到后来看情形不妥就不开口了。
结果力争无效，鲁迅独自宣布辞职。
回到白云楼，把经过一一向许寿裳先生细说，气得连晚饭也未进一口。
这个血的教训，比“三·一八”
又深一层了。
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之下，在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之下，这里居然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公开血腥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有些是失踪，有些是在病**被扼杀的，这种反常的举动，比北洋军阀还黑暗，不能以常理来推测，无怪鲁迅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认为匪夷所思的意外遭遇了。
困难的是在“目瞪口呆”
的局面下还一时不能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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