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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窥测气候的一面镜子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一到广州，听女子师范学校廖冰筠（廖仲恺的妹妹）校长说，是要我担任“训育”
的事，这当然就应交出从北京带去的“国民党”
关系证件了。
在北京我曾加入国民党左派，回广东路过南京时，鲁迅曾担心有文件怕被发现而不安，就是这个证件。
但廖校长叫我慢点交出。
时因初到，不便多问，这事就此搁起。
后来听说邓颖超大姐在省党部工作，想去看看久别了的、景仰的邓大姐，向廖校长打听地址，她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意思是避免新回去的我，不要因为色彩过于鲜明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
对于这些，因是初到，都觉得诧异，以为必是校长过于谨慎。
既然这样，就听取了一半，不交证件出去，也就是从此和国民党断了关系。
后来才晓得，国民党内部是如此复杂，大别之有左右二派，派中又有无数小派，无怪廖校长叫暂不要去报到了。
若一旦错与右派联系，便不得了。
所以不交出去还是妥当的。
但要不去见邓大姐，却万万做不到，就暗地里找到省党部，不在；又设法找到她的寓所，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亲大姐。
叙了阔别之情……谈了许久的话，现时不能一一写出了，但记得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才走的。
后来又见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涛。
他本来在北京当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
那时许多人都想丢开教书去干革命，彭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着李春涛、杜老也计划离去。
他们两人同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经过同乡介绍，我到过他们住的“赭庐”
。
门也油着红色，表示赤色的思想，但没有遇见一个人。
后来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在东安市场的森隆见面了，当时还有些什么人一起同席，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并约我毕业后回到广东去做事，临别时又送了一本书，说那本书他看过了，还不错。
翻开里页，看到写着：“广平先生惠存。
春涛敬赠。”
另一页又盖着“李春涛读书章”
，并有他订正补充的文字，具见革命者读书的认真不苟的严肃态度。
这次在广州见面，是他以代表身份到广州开会来的，是第二回见面了。
他很高兴我真的回到了广州，并且邀请到汕头去，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都可以想办法。
总之，那面缺人得很。
那大约是一九二六年的冬天。
后来广东女子师范风潮闹起来了（实际上是国民党右派在攻击廖冰筠校长），一时离不开。
到了国民党右派极端猖獗的时候，学校里反动分子非常嚣张，写信恫吓校长，在学校内滋事，校外又和由右派把持的学生会，以及相互呼应的青年部有联系，可见事情并不简单，当时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但我以为不管怎样，负责到告一段落的时候，交代得过去才可对得起学校。
后来知道各个负责的都另有工作了，就想也卸却仔肩，去汕头应李春涛同志为革命事业多找些人工作的约请，哪晓得这个为革命事业不惜费尽一切苦心的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了，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
从此中国失掉了一个为革命尽忠的英勇战士，现在手头只留着烈士赠送的一本书，永远纪念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成为鞭策我们工作前进的力量。
当时，想去汕头，是为了走向革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为了离厦门近一些，与鲁迅呼应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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