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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和广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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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2
当北京“三·一八”
事件之后，政治还是那么黑暗。
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会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
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
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熟人的推荐，到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
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
因此，我们就相约，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
这是《两地书》里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换一个地方的想法到了厦门，遇到“双十节”
，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
。
因为北京受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
。
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看法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种极相反的态度。
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
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
“欢喜非常”
了。
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
（以上均见《两地书》）从挂旗上，鲁迅判别出自动与被动，觉悟与不觉悟的精神来，说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面旗代表的是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人民听警察的吩咐才挂旗，是反抗军阀压制的一种无言表示。
而在厦门，当时，大革命的浪潮，正从南方兴起，人民对民主革命抱有一点希望，那是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影响下来庆祝节日的，所以鲁迅差强人意地认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
（引文同上）
同样的“双十节”
，在广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
，这原来蕴藏着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
看来违反孙中山路线的企图，这时已在萌动了。
所以表现在一般人的态度上，并不因打下武汉而特别高兴，自然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只看到“雨声，风声，人声，将演讲的声音压住”
（见《两地书·第五十五》），闹嚷嚷乱哄哄地混作一团。
这天我是和学生一同游行，亲眼看到这种情况的。
正好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索稿，就写了一篇《新广东的新女性》投出，说明我在广州看到新女性，还是娇滴滴的小姐式，应付了事的态度多，认真庆祝的少，与“三·一八”
时北京的女学生奋斗争取达到游行目的的情形迥异，和厦门鲁迅所喜欢的景象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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