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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却可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油盐柴米和“幸福指数”
。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因为你们很多人都是满身朱紫的既得利益者，你们尚且不珍惜名节，我为什么要珍惜呢？这种攀比性堕落，在民间大约可以称之为蛤蟆坑效应，在一个水坑里，只要有一只蛤蟆开声了，其他的蛤蟆便竞赛着鼓噪起来，那种不甘寂寞和声嘶力竭，是夏日雨后最喧嚣的闹剧。
在政治高压和利禄收买下，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经过短暂的失语之后，他们很快就在歌功颂德中营建了新的话语系统。
这是文人群体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
某种观念被一再重复，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即便是谎言也变成了真理。
例如“没有宋金和议就没有中兴盛世”
，这种经典语法既支撑了官家和秦桧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所有颂圣诗文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关于“和议”
和“盛世”
的颂歌甚嚣尘上，就像一个妓院的头牌似的，大红大紫地出尽了风头。
但仔细想想，这种经典语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不错，眼下的光景比“靖康之难”
时的东京确实好多了，不再尸横遍野，不再水深火热，老百姓也有几口饭吃了。
但是你凭什么把这些都归功于宋金和议？或者，你凭什么说不向金国称臣纳贡不杀岳飞不搞文字狱就不能实现“中兴盛世”
？这种排除其他选择的单向推理，就有如掩耳盗铃加王婆卖瓜。
在这场游戏中，文人群体的变异几乎无一幸免。
名臣张浚在审视“绍兴和议”
期间文人士大夫的表现时，曾不无悲哀地感叹道：“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成就”
了胡铨呢？他本人的修养和节操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有没有某种特殊情境的反作用力呢？恐怕也不能排除。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当初不是因为那一封杀气腾腾的奏章和秦桧——甚至和官家——撕破了脸皮，并且闹出了那么一场轩然大波；如果此后不是因为秦桧一直对他恨之入骨且穷追猛打，胡铨能不能那样死硬到底，还真不好说。
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原先的梁子结得太深，把退路彻底堵死了，他后来即使想跟风转圜也转不过来了，只能壮烈到底。
这样设想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在那个文人士大夫集体沦陷的大背景下，这种被迫害“成就”
的时代英雄应该是有可能的。
除去以上所说的攀比性堕落和适应性变异，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策略性妥协。
中国文人的悲哀，就在于你本身不是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才算是“东西”
呢？既不是品德，也不是才华，而是官衔。
也就是说，你只有进入了官场，有了一官半职，才是个有独立价值的“东西”
。
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是科举，而“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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