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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汶石善于写人，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对于我喜欢写人物的心理有直接的影响。
石一龙：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
黄国荣：转眼之间，写小说也二十多年了。
要说困难碰到过，主要是三大困难，一是写人与写事的关系问题，二是语言问题，三是写作没有时间。
初学写作者都有那么一段退稿期，我的退稿期不是在写作之初，而是在发表了一部分作品之后。
我是1978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实际上我的第一篇小说《解放军文艺》就要用，叫《正副班长》，那时用稿还要调查，我在师里当文化干事，文艺社给我们师政治部发了调查信。
就在这时，我又写好了《突上去》，《正副班长》只有四千字，《突上去》有八千五百字。
结果我接到刊物一看，用的是《突上去》，自己顶了自己的稿子。
1979年我又写《找连长》，上海《故事会》立即给用了，接着又写了《鲤鱼跳龙门之喜》，投给了《萌芽》杂志，《萌芽》也立即就用了。
此后，《解放军文艺》集中在发反映边界战争的作品，地方刊物在发伤痕文学作品，我连续写了几篇小说都遭退稿，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表作品。
退稿信大都说人物立不起来，缺乏扎实的细节。
自己陷入迷茫，脑子一下失灵，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翻出自己已发表的作品看，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这时朱苏进的《射天狼》、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相继发表了。
在慢慢的阅读中，才认识到主要问题是没有处理好写事与写人的关系，往往只想结构故事，而不去致力于人物的塑造。
事情写得很多，也很扎实，但人物经不起推敲。
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接连写出《小竹岛之恋》《赤潮》《晚潮》《尴尬人》四部中篇才好一些。
语言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到写《乡谣》才有所长进。
三是时间问题，业余作家就这命，只有业余时间，现在仍是如此。
我每天六点左右起床，七点半的班车，一年中连一个月法定的假都休不了，写作全部在每天的晚上和节假日。
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时间，但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我在全社的一次大会上讲过，全年的双休日就是一百多天，再加上节日，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天，不算业余晚上时间，全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归个人支配，如果真要想做事情，什么事业都能成就。
作家实际是伴随着自己的实践一点一点成长成熟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肯定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往复过程，今天的成功是明天的重新开始。
我在第一个小说集上写了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无止境的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的自寻烦恼。
现在的体会仍是如此，没有这种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的自寻烦恼，永远超越不了自己。
石一龙：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与写作之间，你是怎样处理它们的关系的？
黄国荣：我把写作一直是当作事业来追求的，要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弃了，因为我根本没有一点写作的时间。
我在部队当文化干事，后来当副处长，当师政治部副主任，再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管发行工作，一干就是七年，再当总编室主任，再当副社长，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没有写小说的时间，也不允许我写小说。
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非常明确：工作是我的职业，始终是第一位的，这用不着讲觉悟，发给你工资，安排你职务岗位，你就得忠于职守；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始终是第二位的，但我把它当作事业来追求。
要搞业余写作，首先必须把工作做出色，要不连业余写作也搞不成。
我没有想过要搞专业创作，我觉得离开了工作就离开了生活。
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出版社，不谦虚地说，我在哪个岗位上的工作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单位，也对得起事业。
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非常有**力的。
现在这个社会，要生活得好一些，首先需要钱。
也有人劝过我，凭你自己的经营能力和在全国发行界的影响，要是开一家图书发行公司，很快会成为百万富翁。
这话确实不是恭维和瞎吹，我自己也明白，我有这个能力。
但我不会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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