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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的真实性，学者多不以为然，林惠祥说：“魏人自谓黄帝之裔，中国人则谓为李陵之后，前者假托，后者误传，皆不实。
魏人自溯其祖当尧时曾入贡，积六十六世未通中国，名亦无考。”
[32]这种假托是拓跋氏自己讲出来的。
北魏建国时祀典鲜卑中固有神灵较多，但是先祖却是立的黄帝之位。
魏政权起初定德统是因为自认为是黄帝之后才确定为土德的。
拓跋氏鲜卑族的祖先之庙在乌洛侯国西北，早期拓跋氏凿石室而祀祖。
这石室离代京（今山西大同东北）四千余里，可见是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种族。
拓跋氏南下后已把石室的老祖宗忘了。
这也不奇怪，一是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故土，二是时代已经久远，三是他们跟汉文化已结下了不解之缘，拓跋氏可谓数汉典而忘故祖了。
后来在太武帝拓跋焘真君年间，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提起这魏祖石室庙，拓跋焘才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祀词没提到黄帝远祖事，可见，拓跋氏远祖与黄帝的亲缘关系实在是件难以说清楚的事。
自力微与晋接触，鲜卑族受到了封建势力的影响，内部改革旧俗的力量日长，汉文化是变革旧俗的重要精神力量。
北魏政权建立后，鲜卑民众与汉民杂居，要统治汉人必须使用汉文化，故索性将自己攀上汉的远祖，成为相同的族类。
鲜卑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很大，他们要保存鲜卑旧俗，所幸拓跋氏数代皇帝颇有眼光，进行坚持不懈的改革。
孝文帝不顾保守势力的反抗，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汉化政策，从制度到习俗实行了全面改革，将鲜卑族从部落残余的沼泽地里引出来，走向了封建文明的道路。
为对抗鲜卑保守势力，以取信于汉人，撰国史以明统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本来，拓跋焘叹“史阙其职，篇籍不著”
，要崔浩等撰国史，令其“务从实录”
。
可这崔浩听信了拓跋焘的要实录的套话，不知太武帝原是要写其祖“泽流苍生，义闻四海”
的壮举，因而这部国史看起来便是“尽述国事，备而不典”
，把拓跋氏早年的野蛮与落后的习俗写出来了，还刻石立于道路，往来者阅之而相传。
太武帝大怒，将他杀了。
[33]此事说明，拓跋氏并不是要实录其部落生活的历史，而是要强调跟汉族相同的历史渊源，要通过历史来强化这种关系。
北魏最初的几代皇帝将拓跋氏跟黄帝的关系挂上钩后，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拓跋氏为黄帝之后便成为一个难以改变的说法了。
先是道武帝继位便听群臣之言，以国家继黄帝之后为土德，后来的北魏皇帝便在五帝中独尊黄帝，并屡往桥山黄帝陵祭奠。
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拓跋嗣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
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拓跋濬东巡，历桥山，祀黄帝。
[34]北魏皇帝均祀孔子。
到孝文帝时，拓跋氏鲜卑族已深受华夏文化浸染，且认黄帝为祖，汉化已成为既成事实。
孝文帝厉行汉化制度，其中以认祖归宗为重要前提。
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行，须先从改变族源上下功夫。
这样，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必须得到充分的遵奉。
延兴元年（471年）冬十二月壬辰，孝文帝下诏寻访舜后，于东莱得郡民妫苟之，复其家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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