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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对社神多不敬重了。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
成子受脤（社肉）于社，不敬。”
这种不敬与社神的地位变化有关系，它逐渐不再只是王权的象征，因为后来社庙降为娱乐场所。
《墨子·明鬼》：“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这就难怪庄公要入齐观社，曹刿要谏止了，但庄公不听，还是去了，因为那里很热闹浪漫[10]。
从诸侯争霸到大夫专权，社祀成为一个对天子与诸侯进行挑战的手段。
《左传》记载了许多诸侯僭用天子祀社“用牲于社”
的非常之举，周天子的祀社之礼受到冲击。
周代神祀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国王垄断着尊神尊祖的祭祀权，周代神权的衰落主要体现为祭祀的“滥用”
，诸侯僭用天子祀神之礼，而大夫又僭用诸侯的祀神之礼，这就是礼崩乐坏。
祀神面扩大了，这是神权的一次解放，相对天子独专来说，尽管周代后期神祀更加火热，也只能说是衰落，这种火热是在诸侯的殿堂或大夫的势力范围之内，天子的一套没人理睬，以致“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11]。
祭祀越来越多，也就使人们对神越来越失去真正的信仰，以至于流为一种形式，成为身份的标志。
祭祀与供祭原是体现等级制度的，等级制度垮了，祭祀制度也就乱了。
厉王好利，诸侯以“不享”
（不贡献祭品）作为回报，可见其性质的严重。
祭品可以不献，则表明祀神可有可无，它仅体现了真实的等级关系。
西周后期，这种祀神的非礼之举在祖神的祭祀上也反映出来。
《礼记·郊特牲》：“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郑玄注：“言仲孙、叔孙、季孙氏皆立桓公庙；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庙，三家见而僭焉。”
就在诸侯对天子行非礼时，不想后院起火，大夫专权也开始了。
《祭法》：“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尚乃止。”
皇考以上之祖便不得再受祭礼，季氏本为大夫，不得祖诸侯，即不得按照诸侯的祭祖之礼办事，即使季氏是桓公之后，则自桓公至于定公前后，桓公也不知是季氏的前多少代的先祖了，早已不得祭祀，季氏祭祖非礼，是专权的一个信号。
此时，人们早已不相信先祖有灵了，《左传·襄公十四年》：“子鲜从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
定姜曰：‘无神，何告？……”
杜预注“告”
为“告宗庙”
，即祭告祖灵。
定姜则明白地否认祖先有灵，不承认是神。
祭祖便真正地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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