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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乱了民神异业的秩序即意味着破坏了巫史的特权。
颛顼绝地天通，恢复了旧有的民神异业局面，并命重、黎为天地之官，为两大巫史家族，至于尧舜夏商，重黎氏享有尊位，典天地之礼。
至周，有程伯休父是重、黎的后代。
这天地之官仅在西周前一段时间还在行天地官之职，但“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
。
这就是说，作为神职的天地之官大势已去，后仅为文史星历之类，卜祝之属，也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
了。
神职官员地位的低落，正反映出神权地位的日趋下降。
其中一个具有里程碑似的标志就是周宣王时重、黎氏失其官守，作为神职的天地之官被取消，使三位一体的神系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以往能左右国王的巫祝失势正意味着神权与政权的分离，由于政权高于神权，神权处于从属地位，故从奴隶制到封建制是一个政权与神权逐渐分离的过程。
奴隶社会神权与政权的高度叠合，即天人合一、神人相通，至封建社会即发生改变，出现天人相分、神人异业之说。
观射父所说的远古“民神异业”
实际上并不符合远古神人关系的实情，越是古远，神人关系越是亲近，他们的相分是后来的事。
观射父这样讲，不过是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辉煌地位而已。
人对神的关系由于天道的衰落出现了新的变化。
往昔的神人合一从整体上是人隶属于神，人受着神的统治；西周后期到春秋战国时代，人本主义精神高涨，天道远，人道迩，政治家把人看得高于一切，以至于后来出现“人定胜天”
和“民为贵，社稷次之”
的光辉论点。
在这样一个整体形势下，作为王权象征的社稷之神的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周礼·春官》：“以血祭祭社稷。”
它是商代人祭野蛮风习的延续，只是周代的人祭之风远不如殷商之盛。
宣王以后出现的人祭则遭到广泛的指责和批判。
《左传·僖公十九年》：
宋人执滕宣公。
夏，宋公使郑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
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
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
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9]
祭社神不过为了人的福利而已，人是神的主人，社则是次要一等的，这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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