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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加记载，系由顾诚首次发现并首先征引的史籍。
由于几近“竭泽而渔”
的广泛搜集与深入发掘，顾诚的论著史料都异常地丰富，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
“无一字无出处”
，从不主观臆测，空发议论，没有水分和泡沫。
不仅如此，由于广泛搜集与深入发掘，顾诚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各种史料，从许多彼此抵牾、互相矛盾的记载中看出破绽，发现疑点，从而为进一步进行研究，推翻传统的观点打下基础。
比如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以往的史籍记载含混不清。
《明史·兵志》说：“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度地要害，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
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这种记载，容易使人误以为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就像现代的兵营一样驻守在州、县的版图之内，只有行政系统的郡县才是明代的地理单位。
这样，明代的疆土就只有行政系统管辖的十三布政司和两直隶。
许多涉及明代疆域和疆土管理的论著，也是作如此表述的。
但是，顾诚在阅读《明实录》和《清实录》时，却敏锐地注意到大量卫所是呈现为一种地理单位的记载（如水旱地震灾害、兴建城池之类）。
不仅边疆地区的卫所管辖着大片土地，就是内地的许多卫所也管辖着不少的土地，如天津卫（今天津市）、中左所（今厦门市），规模比现代的兵营要大几百数千倍。
这些都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如果说卫所仅是明代的一种军事组织，那么，入清以后约100年来为什么还保存那么多明代的军事组织呢？他从清代文献如实录、官员奏疏、地方志中常见的改卫所为州县或在内地把卫所人丁、田地并入附近州县的诸多记载，联系到史籍中有关“实土卫”
与“非实土卫”
的说法，以及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明代大片边疆地区划归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辖的做法，推断出“卫所在明代建立以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系统管辖下的地理单位”
的结论，这就为他研究与撰写《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广泛深入的搜集与发掘，顾诚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特别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地人记当地事、当事人记亲历事的原始记录，从而弥补史籍记载的缺略，彰显历史的真相，推翻传统的结论。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富翁沈万三（沈富），《明史·高皇后传》说他在洪武年间“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
，朱元璋以“匹夫犒天子军，乱军也”
的罪名想诛杀他，后经马皇后的规劝将他释放，谪戍云南。
董谷《碧里杂存》、谢肇淛《五杂俎》、黄《蓬窗类记》、孔迩《云蕉馆纪谈》等野史笔记也都说他是元末明初的富户。
但顾诚却从乾隆《吴江县志》中找到“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
的记载，对以上诸说产生怀疑。
后来，他从曾在沈家当过私塾教师的王行的《半轩集》中，查到其为沈万三之子沈荣及孙沈森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推算出洪武元年沈荣的年龄为62岁，沈森39岁，上距沈万三的出生至少在80年以上。
而云南是洪武十五年为明军平定的，如果沈万三此时还在人世，并在云南平定后立即被充军该地，那他的岁数至少也该有95岁以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沈荣甫墓志铭》又载，沈荣继承“先君子”
之“先志”
，曾建造“积善堂”
，表明积善堂建造时沈万三已经去世。
而据释妙声《东皋集》中《沈氏积善堂》一诗描述的语气判断，诗成于元末之时。
《四库全书总目·东皋集》也说：“妙声入明时，年已六十余，诗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顾嗣立《元诗选》亦录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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