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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
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
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
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
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
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
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时人张怡是在清军进入北京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
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
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
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
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
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
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
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
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15]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是役也，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
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贼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问，可胜叹哉！”
[16]张怡、郑与侨痛斥了史可法、马士英不顾民族大义，顿兵不进，坐看国土沦丧的卑怯行径。
实际上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为得计的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
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当时都是以大顺政权为贼，视清方为友，存在一种强烈的感激清方、畏惧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响下，黄河流域明朝官员颠覆大顺地方政权以后，表现出来的彷徨失所，兵部职方司监军赞理主事凌的态度具有典型意义。
他参与朱帅等人擒杀山东等地大顺官员时，以明臣自居；朱帅投降清朝以后他也晕头转向地跟着清廷委派的官员瞎忙，自告奋勇招抚两河（指今河南省）。
八月初二日，清招抚山东、河南等处右侍郎王鳌永向清廷奏报：“原任监军兵部职方司主事凌才猷博大，动合机宜，招抚两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职衔，以便行事。”
同月十三日多尔衮令旨批准“凌改授兵科给事中”
[17]。
八月二十九日凌给清廷上疏，年号称顺治元年，用的却是明朝授予的原衔和汉字官印[18]；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抚河南等处地方兵科给事中”
官衔，上钤满汉合璧关防[19]。
与此同时他又给南明弘光朝廷不断报告军情[20]。
后来清军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坚决反清，在河南归德府被杀[21]。
他在那段时间里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异常表现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联虏平寇”
政策的影响。
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御史凌便宜联络北直、河南乡绅义士”
，凌上言道：“方今贼势犹张，东师渐进。
然使彼独任其劳，而我安享其逸，恐亦无以服彼心而伸我论。
为今日计，或暂假便宜，权通北好，合兵讨贼。
名为西伐，实作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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