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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应“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衽”
，“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
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
。
他对形势的分析是：“近传闯渠授首，未可轻信。
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睥睨长江。
……又闻虏踞宫阙，动摇山东。
而当国大臣仓惶罔措，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隳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
“失今不治，转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
瓦解已成，噬脐何及？”
[12]章正宸指责当国大臣绍述的“陋说”
是指崇祯年间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持的同满洲贵族和谈；他不赞成把清军看成义师，相反指出有披发左衽的危险。
六月，给事中马嘉植上言：“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契丹，自昔为患。
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
[13]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
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参与了集议，又经过弘光帝召对后，感到当国大臣“求好太急”
，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
上疏言事。
疏中说：“自东敌逆节，兵帑不解几三十年，中国虚耗，实为祸本。
但以运逢百六，寓宅东南，国家事力难支两敌，而东敌会师杀贼，为我报仇，虽蓄谋难测，而执词甚正。
因之通好，少纾目前，以便并力于西，此亦谋国之苦心也。
……以臣愚计，是行也，所授词于使臣者，第云彼以好来，我故以金帛报谢其酋长，犒劳其士卒，以见中朝之有礼；许之互市，以中其所须，使其马首不亟南可已。
若夫地界、岁币等事或因遘机会有利国家是在大夫出疆之义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
……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
……若夫约敌灭贼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纥之师，事诚有之，然必中国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陇右之兵而后可。
若专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
接着，他建议朝廷：“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
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14]
章正宸、陈子龙等主张的自强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
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联络四镇，四镇既以“定策”
封爵，已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
弘光朝廷初建之时，大顺军在西面占领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四府，东面进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马士英等人针对当时的情况做出的军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隶一带。
随着清兵占领畿辅，大顺军西撤，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度出现归属莫定的局面。
在三方对峙的态势下，由于大顺政权已无力东顾，这一广袤地区就成了南明和清方争夺的焦点。
上文已经说过，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
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
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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