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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先生，那时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一概封闭不准借阅，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师生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带我进入资料室挑选书籍藏在大书包里带回宿舍阅读。
读完后又以同样方式请她换借其他书籍。
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却从未被人撞见过。
另外，有一点也附带说一下，在“**”
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习惯用卡片，因为卡片既贵又太小，一条长的史料得抄几张卡片，所以改用小张稿纸和笔记本抄录）。
“**”
初期，我静下心来把书籍和抄录的史料检阅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为思想政治问题上纲的东西统统送到当时颇为兴旺的废纸收购摊，按1斤1角多钱的价格全卖了。
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儿，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
材料，而从朱元璋起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
这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为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1年以后干的私活就是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外研所实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时间可以利用，从系资料室能借到的书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
当时南京图书馆在颐和路二号，离我哥哥家近在咫尺，但南图也不对外开放。
靠着哥哥多年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关系，他找了一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熟人开了一张介绍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
派某某同志来查阅有关古籍。
南京图书馆在不开馆的情况下破例让我在二楼阅览室阅读。
一个月时间看来不长，可是带有目的地专心致志读书，还是收获不小的。
几次南京之行，解决了不少在北京找不着书看的困难。
回想起来，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
垮台，甚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5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1977年我再也不愿意留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了，正式写报告要求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
外研所的负责人见我态度坚决，同意我回系。
不料到系里一谈，系领导除表示欢迎外，却让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工作，这种安排完全不符合我的原意，我就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不回来。”
系领导知道事情不能弄僵，就笑着说：“到中古史教研室也可以，不过你不要说自己的专业是明清史，就说是兴趣吧！”
这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但系领导的话明显地表现出不相信我在明清史方面有什么专长，不过有兴趣而已。
为了证明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下过功夫的，我决定要尽快拿出点成果，选的题目就是《李岩质疑》。
这个问题我探讨的时间相当长，材料和基本论点早已形成，很快我就把稿子写了出来，1978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
由于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
李岩的问题在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随后的《关于李岩》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前者因曾作为延安整风文献流传甚广，影响远远超过史学界。
1964年到1965年还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李岩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
我的文章却是依据可靠史料证明在李自成起义军中并不存在这位“制将军李岩”
，如果一定要说历史上存在李岩，那就是李自成另有一个名字叫李延（或传写成李炎、李兖、李严），就像某些史籍中的“李公子”
实际上指的是李自成一样。
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绝不是轻率的，我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细读清初几部有关“流寇”
的专著外，还广泛查阅了当时任职官员的文集、相关记载、档案和地方志，仅以地方志为例，凡是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志就查了100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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