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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重要领域。
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
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
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
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
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
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
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
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
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
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
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做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
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
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
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
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
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
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
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离开史学史组绝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
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
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
这以后我的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
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
作品。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系里把我调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
1965年暑假后，我作为历史系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同学一道赴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
。
在乡下期间，接到系里通知，学校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轻的教师被调到外研所美国问题研究室。
上班时我们室负责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
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
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转了几年。
混到1971年，我除了上班时间勉强应付外，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就用来研读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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