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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12]。
至于惠王朱常润不在议立之列是因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
（朱常润次年降清后给清廷的奏疏中说：“臣自髫年皈依释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无外求。”
[13]）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
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14]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突然得到报告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联络三镇当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划。
李清记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
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
[15]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
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三、史可法之所以要亲赴浦口同马士英会商，正是因为士英身为凤阳总督，直接节制着高、黄、刘等总兵，借以取得军队支持。
不料变生意外，马士英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会被驾空、被淘汰，权力的欲望使他顾不上什么信义，抓住时机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
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说朱由崧“贪、**、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七不可立的理由。
[16]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将即位的皇帝，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
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当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拥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划人物钱谦益的表现就颇为典型：“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指解暑之绿豆汤）三四瓯。
问所立？胶东曰：‘福藩。
’色不怿，即告别。
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
’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
’”
[17]东林党魁的态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随拥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
[18]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
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由于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有必要做一点分析。
前面说过，当时江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立贤”
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并不“贤”
，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
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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