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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离最后出现在费城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因而汉密尔顿夫妇可以随意走动了。
无论是身在芒特弗农的华盛顿还是身在奥尔巴尼的汉密尔顿，都热切地希望重新开始已经停滞的政府工作。
汉密尔顿不在职期间主持财政部工作的小奥利弗·沃科特回到了斯凯基尔河边的豪宅中，只留了两三个助手在硫黄熏蒸过的市区办公室继续工作。
华盛顿筹划在费城附近的德国城或者其他没有黄热病的地方举行内阁会议，可是却又碰到一个宪法问题：他有权临时改变政府的驻地吗？华盛顿于是求助于他的智囊，他告诉汉密尔顿：“因为没有人能给出更全面的看法，我只好认为这个问题上较少偏颇之见……请你详细列出几条理由。”
[13]汉密尔顿非常善于解决此类法律难题。
他告诉华盛顿，宪法允许国会为了特殊目的在别处集会，“疫区不能充当开会的地点”
。
[14]他非常巧妙地解决了华盛顿的问题，说总统能够发布“命令”
在其他地方开会，并且汉密尔顿也认为德国城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几位为了安全起见已经逃到纽约去的财政部职员对沃科特让他们回去工作的要求置之不理。
10月中旬，汉密尔顿开始从奥尔巴尼往回走，顺路还找到了几名这样的职员。
10月26日，他和艾丽萨来到了罗伯特·莫里斯位于斯凯基尔的庄园希尔山庄。
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以躲避费城局部依然存在的黄热病。
在11月的前三个星期里，内阁会议在德国城召开，直到严寒的天气使得危险解除之后才回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
在汉密尔顿夫妇感染了黄热病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后遗症依然非常明显地缠绕着他们。
“汉密尔顿上校身体不适，被送往纽约找史蒂文斯医生治疗去了，”
本杰明·拉什在11月3日幸灾乐祸地说，“他仍然采用金鸡纳树皮和冷水浴，谎称我采用的疗法在西印度群岛已经被废弃了。”
[15]那个11月中有几天，一贯勤勉的汉密尔顿没有参加内阁会议，并且感到脑子有点乱——这完全不是他的风格。
在12月11日，他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短信：“汉密尔顿先生向杰斐逊先生问候。
有点事情他记不太清楚了，因此特地写信前来询问。
似乎之前在给予某人奖励一事上取得过共识，但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让他彻底忘记了这事。
如果杰斐逊先生还记得并告诉他的话，汉密尔顿先生将会万分感谢。”
[16]在12月末，汉密尔顿告诉安杰莉卡·丘奇，他几乎已经彻底摆脱了那可恶的让他倒下的疾病：“这个病留下的最后痕迹是我精神上有点乱，但由于合理的衣食起居安排、一定程度的锻炼以及彻底克服它的决心，使得这点痕迹也快消失了。”
[17]
在这场黄热病流行过程中身亡的人还有小约翰·托德。
他的遗孀多利·佩恩·托德（DolleyPayodd）在第二年嫁给了托马斯·麦迪逊。
另一个受害者是《国家公报》。
这场流行病让这家报纸消耗了大量金钱，跟弗雷诺鼓吹公民惹内时的情况一样。
在10月11日，弗雷诺卸任国务院翻译一职，两个星期之后宣布报纸停刊。
紧接着在11月，汉密尔顿和鲁弗斯·金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支持他的竞争对手约翰·芬诺及其境况不佳的联邦党报纸《美利坚合众国公报》。
身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利用职务之便，向合众国第一银行行长托马斯·维林（ThomasWilling）寻求帮助，后者对汉密尔顿几乎有求必应。
汉密尔顿这样做似乎有失检点，因为他经常指责杰斐逊滥用职权扶持弗雷诺。
或许《国家公报》在汉密尔顿那年最称心如意的事件——1793年12月31日，托马斯·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一职——之前停刊是一个巧合。
由于汉密尔顿得到总统的庇护，这个弗吉尼亚人无法将他逐出内阁。
杰斐逊向女儿倾诉说，很长时间以来，他感到在内阁中受到了排挤，并以不愉快的心情工作，这是此前他从未经历过的。
[18]对安杰莉卡·丘奇，杰斐逊抱怨费城“了无生气的商业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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