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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汉密尔顿因此再次呼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促成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政府。
13个州应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统一为一个国家，这在当时来讲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
实际上，由于担心加入大陆军的本州士兵丧失对本州的忠诚，各州政府都在明里暗里地抵制诸如长期服役这样的重要军事措施。
人们依然将本州当作自己的“祖国”
。
在当时，那些没有参过军的人离家旅行通常不会超过一天时间。
然而，革命本身，尤其是大陆军，实际上已经成为潜在的将各州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美利坚民族的助力。
当谈到参战对自己的影响时，约翰·马歇尔的话或许就代表了大多数士兵的想法：“我已经习惯于将美国看作我的祖国而将大陆会议认作是我的政府。”
[14]在战争期间，民族团结的情感已经逐渐渗透进了许多美国外交官、行政官员、大陆会议代表以及更多的团结在华盛顿身边的军官的心中。
这些人大多都对《邦联条例》的种种缺陷而深感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便成为了鼓吹北美各州应当团结在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之下的热心号召者。
在身为华盛顿的大家庭的一员的时候，汉密尔顿发现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理想：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
由于他童年所受的挫折，出生于外国的身份以及笼统的国际化视野，汉密尔顿并没有陷入战前各州内部政治的纠葛之中，这让他成为新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最自然的代言人。
在他离开华盛顿的幕僚阵营之后，他立刻就将自己的私人想法变成中肯的报纸社论。
1781年7月到8月，汉密尔顿在《纽约信报》（TheNew-YorkPacket）发表了四篇题为“大陆主义者”
（Thetalist）的文章，署名为A.B——和那封写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提议用安德烈少校来交换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信的落款别无二致。
汉密尔顿在《纽约信报》发表的四篇文章反映的正是后来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所鼓吹的精神。
汉密尔顿并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针砭时弊的文章那样就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发表吹毛求疵的评论，相反，他对当时的整个政治架构做了系统的批判：革命时期动**的社会自然需要与和平时期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一旦战争结束，新的观念应当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要么服从权威，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
“对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一切人民革命挥之不去的阴影，很少有哪个经历过革命的社会可以幸免于难。
当我们追溯那些直接威胁革命理想的种种乱象的根源时，我们会发现，都是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在作祟。
在当今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人们在大陆会议中对权力的追逐”
。
[15]革命在本质上是抵制过度的政府权力的，然而对权力的蔑视达到一定程度同样是异常危险的，“就像过度的权力会导致专制一样，政府如果毫无权力，那便会导致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种情形对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
。
[16]
汉密尔顿宣称，除非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否则各州就一定会积极攫取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让现在的邦联陷入风起云涌的分裂运动，分裂为若干个小型联盟或者干脆爆发内战。
他尤其担心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州会纵容各种分裂势力，并通过向小州施加战争威胁，从商业竞争或者边界纠纷中占便宜。
他接着列了一份冗长的清单，指出，大陆会议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应当逐一按照清单所载事项来加强邦联的权力。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有，邦联应当有权调控贸易，从人民收入和土地中征税，只有邦联政府才有权为了战争目的向国外的那些冲动的债权人举债。
在文章的结尾，汉密尔顿热情地赞扬了莫里斯提出的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他认为，这将使得那些“富有的商人和政府的资源联姻”
。
[17]而这一联盟会巩固现在已经摇摇欲坠的政府。
汉密尔顿后来的全部思想的精髓，实际上在四篇文章中已经被总结出来了。
从此之后，尽管经过了不断地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实和完善，他的理论的核心思想也不曾有过变化。
弗农·帕灵顿（Vernton）后来评价道：“汉密尔顿的思想成熟甚早，在他还不到25岁的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的原则看起来就已经完全确立了，自那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在是否坚持这些原则的问题上动摇过，更没有发表过任何与这些原则相悖的主张。”
[18]让人惊讶的是，当独立战争激战正酣时，汉密尔顿更多考虑的却是如何解决战后的那些问题。
在1781年春夏之交，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华盛顿那里谋得一份军职的努力。
与此同时，他仍然固执地拒绝承认自己当初确实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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