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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除了压迫作者以外，对于：
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
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
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继黎烈文先生而编《自由谈》的是张梓生先生，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
也很高的。
《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
。
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无缺，稍微像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
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
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担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
这情形，恰好为办报者所满意，他们志在推销顺利，买者欢迎，于是张梓生先生屡屡来索稿，且特许随便改名字，只要有文章。
这一来论敌无可奈何了，他们还想不到这位老头子原来是先生的故交，以为一定不会把先生拉来的呢。
文化的力量，有时会被人讨厌排斥，用尽千方百计压迫，但结果仍然归于无效。
《花边文学》的笔名，和以前的稍稍不同。
如张禄如变为张承禄，越客有时用作越侨，旅隼变为翁隼，白在宣易为白道，家幹变为公汗，史癖改作史贲，而赵令仪、黄凯音、张沛之名，盖取其通俗，以掩耳目。
常庚则为先生幼小时，第一个师父所取的法号长庚之衍变。
康伯度则因先生写了《倒提》一篇文字之后，被林默先生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一篇《论“花边文学”
》，暗暗骂他为“买办”
，因而想出的名字。
还有，隋洛文有时简称洛文，又同音变为乐雯。
这乐雯名字，有时也借给别人共用，如《萧伯纳在上海》，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萧来上海的时候，正是瞿秋白避难到我们家里住。
先生见过萧回来，谈起经过，说到各方对萧的形形色色，以为有辑集起来，给人一面镜子似的对照一下的必要。
而且要赶快编校出版，否则中国人脾气，三两天过时了，会没有人过问的。
——后来这书的销路似乎不大好。
——首先是找材料，我也兴奋地担任下来了，跑了几次书摊，收集几天内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之类一大堆。
编排、格式、封面之类，自然先生也出些意见，而实际的工作如剪贴、翻译等，则多是瞿先生偏劳。
他很有才气，办事敏捷，可惜时常生病。
但只要每天用一时半点的工夫，就立刻脱稿一篇。
很迅速的，不过一个月之间书就出来了。
既然大部分的精力是瞿先生花的，自应作为他出的书，可是他那时所有译作也多用别名，因此这本书就用乐雯的名字和读者相见。
此外的笔名，或者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
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
可惜此刻只记得这个大略。
据杨霁云先生看来，丁萌大约是天明之意。
邓当世，江、浙一带口音，第一字读作动词，亦很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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