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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的临摹本拿在手里，总感到不满足，于是他决心广派心腹，走遍天下，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寻找《兰亭集序》真迹。
一个叫萧翼的心腹大臣，怀揣临摹本，扮成一位赶考举子的样子，来到辩才和尚的修行地歇脚，喝醉了的时候，自腰间抽出一轴假《兰亭集序》，硬说这是真迹，值多少多少金银，云云，可叹为人忠厚、待人仁慈的辩才和尚，经不住他这一通鼓噪，竟对烂醉的萧翼说：“你这幅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
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
但是，第二日一大早，诚厚的辩才端来素斋到昨晚留宿的萧翼房间送饭时，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
只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和50两银钱。
纸条上墨书：“谢谢赠画……”
辩才恍然大悟，为时已晚，师父交给自己的传世墨宝，就这样不翼而飞。
不多日，李世民就得到了《兰亭集序》的真迹，并终生奉为至宝。
不仅如此，他还让周围的书法高手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兰亭集序》的摹本从此散落人间。
真本被李世民带进了昭陵。
事情至此本可以说是早该结束了，但是，一场被称为世纪之争的学术争论，却于不期间硝烟弥漫。
时间推进到20世纪60年代，也即李世民死之后1300多年，新中国的大文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学者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人的墓志均为隶书字体的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亲族，可见，《兰亭集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
郭沫若的观点一提出，立即引起了南京著名的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集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就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
不幸的是，因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其观点不能发表，高二适情急之下，将自己写的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交给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土钊又呈给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看到文章后，很是关注，他在百忙中专门做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一场学术争议从此便火药味极浓地展开了，以郭、高各为一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最后，看看仍无结果，聪明的郭老卖了个关子，虚晃一枪，打马归阵，临却阵前，撂下一句话：“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高二适老先生也无心恋战，草草收兵。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继续推移。
1998年初秋，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掀开了重大发现，从而总算可以给郭沫若、高二适及关注30多年前那场辩论的人们一个交代。
只可惜，郭、高二位学者没有活到此时。
这个重大发现中，出土了两方珍贵的楷体砖质墓志，勾起了20世纪60年代王羲之《兰亭集序》真伪之辩的话题，也勾起了人们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这两方楷书作为充分的实证资料，彻底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
的说法，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做了一个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名臣高崧卒于366年，夫人谢氏卒于355年，而王羲之卒于361年，可以说，他们无疑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
而1998年秋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诗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
墓中还同时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
著名学者沈国仪、陶冠群说，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它证明了东晋早中期已经出现了楷书这一字体，同时也为《兰亭集序》系王羲之真迹摹本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兰亭集序》的真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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