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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历史上相权过重危及君权的教训，宋初在制度设计上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将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分其兵权，设三司使司分其财权，设中书省分其行政权。
这三个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有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
即使在中书省，他也不能独断独行。
他名义上是中书的最高首脑，但设计中又有参知政事（副宰相）与他轮番执掌相印，用以防止宰相专擅。
这样一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实际上成了皇帝的谋士和秘书，并没有多大的决策权。
这中间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情节，宋代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
。
据说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面前。
等到送上文书回身落座时，座位已被撤去，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
还有一种说法，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每事向太祖报告，无暇坐论，赐茶看座之制无形中取消。
倘是前一种说法，太祖未免太小家子气，但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确是从宋代开始的。
坐着还有一起商量的意思，站着就只有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了，这是相权下降的标志。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
太祖皇帝的设计总体上是成功的，除去最后那个结局，生活在北宋几乎是一种福分。
老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无忧；政坛上亦群星璀璨，涌现了一大批能臣名相，像范仲淹和王安石那样的人物，即使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浩阔星空中也是光芒逼人的。
但是在这期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权臣专擅的局面。
北宋末年的蔡京和童贯等人那样胡作非为，其实都是在皇帝的纵容下干的，他们最多不过是狐假虎威，至于挑战皇权，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靖康之难后，原先的秩序被打乱，先是在抗金战争中武人渐至坐大；而在打压武人的过程中，相权的扩张和专擅又有所抬头，终于开启了宋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权政治。
在南宋王朝总共一百四十九年的历史中，相权专擅的时间长达七十年，其中秦桧专擅十五年，韩侂胄专擅十三年，史弥远专擅二十六年，贾似道专擅十六年，不仅占据了南宋历史的差不多一半时间，而且最后促成了南宋的灭亡。
分析一下这四位权相的家世背景，很有意思。
除去秦桧，其他三人的得道似乎都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名门之后加裙带关系。
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吴皇后）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他本人还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堪称皇后之家，裙带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每一根都很有力道。
史弥远是孝宗朝宰相史浩之子。
史浩是孝宗皇帝的老师，史弥远本人又是宁宗皇帝的老师，不仅是官二代，而且是帝师之家。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曾担任淮东防务的最高长官——淮东制置使，其姐为后富贵妃，理宗对她专宠有加。
贾似道既是官二代，又有红极一时的裙带可资攀附。
也就是说，这三位之所以权倾一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使然，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
但秦桧没有那样显赫的背景，他基本上属于草根一族。
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布衣，父亲虽然中过进士，仕途仅止于知县，而且很早就去世了。
秦桧从小跟着母亲投靠舅父王本，孤儿寡母，寄人篱下，其牺惶困窘自不待言，童年的烙印对他人格的影响也可以想见。
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桧少时曾因几千文钱觍颜告贷于富室，然“求益不可”
。
主人家里的馆客见他可怜，便把自己两匹绢的束脩拿出来资助他。
王明清在《挥麈录三录》也记其往京师游学途中既无车马代步，又遭遇暴雨冲断桥梁的困境，一乡村塾师“于书室窗中窥见秦徒步执盖立风雨中，淋漓凄然，甚怜之，呼入小歇。
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而共榻。
翌日晴霁，送之登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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