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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风俗”
。
这是关于教育方针的重要指示，其中的要义我们今天听来仍然觉得相当亲切，这就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的原则，这样才能让天下的风气好起来。
怎样才算“德行”
好呢？当天他就树了一个典型，明州有个叫杨庆的读书人，父母生病，他六次取肝割乳为之疗理，似乎他身上的零件可以随意拆卸似的。
官家遂下诏“旌表门闾”
。
其实这还是哲宗绍圣年间的事，已过去四十多年了。
官家将这则陈年旧事信手拈来，给自己的教育方针作了一道注脚。
因为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能尽忠君王，这样的“德行”
，赞一个。
德育第一、智育第二，这样的教育方针并没有错。
但问题是，在封建专制者那里，“德行”
的含义首先是听话，而不是服务民众和治国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建平年间的那个王咸“德行”
不好，靖康年间的陈东“德行”
不好，凡是对朝政指手画脚举幡伏阙者，“德行”
都不好。
不好就是不好，官家心如铁石，从不为时势所软化。
绍兴年间的各项政策也曾数度调整，官家亦常常喜欢以“宽仁”
来掩饰自己的阴狠刻毒。
特别是秦桧死后，官家审时度势，采取了若干“更化”
措施，例如奖励告讦、厉行文禁等峻罚有所宽弛，但太学生“不许上书言事”
的禁令却一直长期延续，成了一道不得逾越的铁律，可见他对太学论政以及学生请愿的忌恨之深。
这样的忌恨当然也不光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清乾隆帝在《评鉴阐要》中评点王咸举幡一案时，口气亦相当严厉：“举幡太学，俨如聚众，当时之政，尚可问哉！”
他认为，对于这种聚众闹事的行为，当局竟能容忍，主政者的软弱涣散，还用得着说吗？这样的评价，与历代文献中常见的价值取向迥然有别。
这无疑是因为身为人主，对于“聚众”
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压力，怀有本能的戒心和敌意。
绍兴十三年正月，重建太学终于有了着落：“诏以籍没之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生员以三百为额。”
停办十六年的太学重新开张了，三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集中在兴庆坊内的这几幢老房子里，开始了他们的“黄金屋”
和“颜如玉”
的人生梦想。
岳飞为官清简，第宅亦不算堂皇，因此这里的校舍相当拥挤，办学经费也很拮据，以至当时太学中流行着“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
的谚语。
前半句是说太学生们的生活清苦，有如佛寺中的僧人；后半句是说太学生们品节鲠亮，像御史一样敢于直言。
前半句是自嘲，后半句恐怕只能是自诩。
你若想品节鲠亮，请思量一下自己脚下这处宅子的前世今生，朝廷为什么要用籍没的岳飞第宅为学舍，这中间是不是有某种暗示呢：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只要不听话，照样砍你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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