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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
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
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
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
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
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读得书多。
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
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
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
其中，就以“诗”
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
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
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
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
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混乱。
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体诗。
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
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
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
我们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
比如，就“诗”
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
再就“文”
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
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
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步，它只能逐渐形成。
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己提出一种分类法。
尽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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