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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化工热潮注定会衰退。
1962年，由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1907—1964）撰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在美国出版，该书也于次年在意大利翻译出版[6]。
书中斥责了DDT（滴滴涕，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以及其他杀虫剂的使用带来的危害。
在此之前，这些杀虫剂还被视为人类强大的盟友（DDT消灭了疟疾的传播媒介，即疟蚊[7]，使数百万人免于疟疾[8]的感染）。
尽管这本书的内容在科学上未必严谨[9]，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最早的环保主义运动也开始在意大利蔓延。
1972年，罗马俱乐部（译者注：罗马俱乐部是一个讨论政治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起草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ilRapportosuilimitidellosviluppo）的报告，该报告对世界人口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资源开采的增加可能带来的后果发出了警告。
但直到大约20世纪70年代中期，化学恐惧症才真正开始在社会中扎根。
1976年7月10日，在塞维索（Seveso，距米兰22千米）边界的梅达（Meda），瑞士ICMESA化工厂内，由于控制系统故障，用于生产三氯苯酚（Triol）的反应釜温度和压力过高，这导致了大量2，3，7，8-四氯代二苯-并-对二英（2，3，7，8-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简称TCDD，俗称二英）的产生和释放。
有毒的云团随风飘散，污染了多个市镇，包括梅达、塞维索、切萨诺马代尔诺（aderno）和代西奥（Desio），约有240人出现呼吸道问题，并得了氯痤疮（e）——一种因接触氯及其某些衍生物而引起的皮疹。
除了实际损失（往往估计过高），塞维索事件对民众情绪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化工业开始被视为一种威胁，而不再是美好生活和财富的载体。
就连业内人士也非常惊讶。
化学的超常和飞速发展使人们忽略了可能的风险，以及最重要的对这些风险的管理。
塞维索事件也凸显了严重的立法缺陷。
自1982年以来，欧洲指令一直敦促成员国采取共同预防工业风险的政策，因此人们将欧洲指令命名为“塞维索指令”
也并不是偶然。
化工业不得不更加关注其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化学专家也开始反思这门学科。
1979年，前面所提到的卢西亚诺·卡利亚蒂出版了《化学的两面性：益处与风险》（Iduevoltidellachimieficierischi）一书。
该书探讨了化学带来的巨大优势，以及与化学技术应用和工业应用相关的不可避免的风险。
1987年，美国化学家乔治·哈蒙德（GeeS.Hammond，1921—2005）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化学的三个方面[10]。
第一个方面是作为纯粹科学的化学，旨在理解和认识物质转化的规律。
第二个方面是应用化学，它为人类提供了特别的工具，以满足人类对食物、衣服、制成品、药品和其他改善生存所必需的数千种资源的需求。
第三个方面是有害化学，它不仅产生毒物，还污染环境，引发疾病，甚至可用来生产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普遍存在的化学恐惧症使大多数人一听到化学就只想到化学的第三个方面，而完全忘记了化学的另外两个方面。
1984年12月3日，又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件，使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印度博帕尔市（Bhopal），美国跨国企业联合碳化物公司下属的印度有限公司（UCIL）的农药厂在凌晨发生了一起事故，造成40吨异氰酸甲酯（Methylisoate，MIC）泄漏。
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事故。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据估计，短短几天内就有7000～10000人死亡，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还会有数千人失去生命。
异氰酸甲酯是一种挥发性很强的**，有一种特有的熟白菜的味道。
它本身没有毒性，但与水反应后会产生异氰酸（Isoicacid），是一种有剧毒的化合物。
刚好事故发生的那个不幸的夜晚下起了雨，反应产生的异氰酸导致数千人死于肺气肿，对民众和环境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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