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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龟”
两个字连用,所指便是以蓍草和龟甲作为卜具的占卜术。
下面,我们就通过详解洛书,来理解河图、洛书的实质,以及它们与汉文字、甲骨文的起源,与文明的演进之间存在怎样密切的关系。
在《水经注·洛水》一篇中,有一段关于实体洛书最详尽的记载,云:“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
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议沈,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逝,赤文绿色,广袤九尺,负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什政之度,帝王录记兴亡之数,以授之尧。
又东沈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背甲赤文成字,遂禅于舜。
舜又习尧礼,沈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至于稷下,荣光休至,黄龙卷甲,舒图坛畔,赤文绿错,以授舜。
舜以禅禹。
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降璧三沈,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浴,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
汤以伐桀。”
可见,郦道元以《龟书》为洛书,认为洛书本是洛水中一只黑色龟龟背上的文字,因出于洛水故称洛书。
存在于洛水当中,刻有文字的龟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龟甲上的甲骨文。
不过,刻有甲骨文的龟甲数量众多,被发现并保留至今的也有数万片之多,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多种多样,显然不可能都是洛书。
那么,洛书是不是某一块刻有甲骨文的龟甲,或者它与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又有什么关系呢?
甲骨文是已知东亚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裴李岗文化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是甲骨文的重要源头之一。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总计出现约20例契刻符号,如“标本M344:18为一组龟甲的一个腹甲,上刻一个符号,其腹甲长16厘米、宽8.5至10厘米;另一标本M335:15为一腹甲碎片,上刻另一个符号,其甲片长4至5厘米、宽4至4.5厘米,其中一个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中的‘目’字相类,与金文‘父癸爵’中的‘目’字亦相似。”
这些早于安阳殷墟甲骨文四五千年的符号或为原始的文字雏形,被认为是甲骨文的重要源头。
延伸阅读
迄今为止,贾湖遗址共出土骨笛16支,其中有14支通过伴出木炭、泥炭的碳-14测定被认定为距今8200至8600年的骨器。
[1]这些七孔骨笛“第一孔与第二孔的音距为300音分,第二孔与第三孔、第三孔与第四孔的音距为200音分。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音孔的音距与音分数,与今天的十二平均律的音距和音分数完全相同,构成了由1、2、3、5四音组合的,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史前先民对十二平均律的惊人的朴素的认识。”
[2]
除了这些表面带有契刻符号的龟甲,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总计50多件完整的龟背甲和腹甲。
这表明,这一地区的氏族拥有典型的灵龟崇拜。
此外,更加重要的是,这里还出土了用龟甲和石子制成的龟铃,以及用鹤腿骨制成的骨笛。
龟铃表面有人工凿孔若干,龟铃内还有石子12颗,其中浅色石子7颗,深色石子5颗。
这表明,贾湖遗址的部族已经对数字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基本认知。
而鹤腿骨制成的骨笛音孔的音距与音分数,与今天的十二平均律的音距和音分数完全相同,这透露出它的发明者必须掌握相当的数学规律。
显然,这些文物背后所体现的数学规律即抽象智慧,以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即原始文字,完全契合了洛书的精神特质。
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和龟铃不仅符合以龟为物质载体的“龟书”
的特征,还因其表现出的数学思想和文字性高度契合洛书的精神特质,而使这一遗址更符合我们对洛书原乡的想象。
不过,抛开契刻符号和龟铃、骨笛所体现的数学思想,单就新石器时期的灵龟崇拜,贾湖遗址及裴李岗文化又并非特例。
类似的完整龟甲,即可能被视为图腾或崇拜物的灵龟,在很多新石器遗址都有出土,这个地理范围东至山东兖州王因、大汶口、邹县野店,南至江苏武进圩敦马家浜文化、安徽含口大汶口文化,西至巫山大溪文化,北至陕西汉中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以及中部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文化。
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龟甲的出土遍及了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并且远远超越了后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域。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实体的河图、洛书和河图洛书的传说出现之前,地理中国的范围内曾经流传着一种跨文化的灵龟崇拜,一种灵龟文化。
这是洛书形成的文化土壤。
《礼记·礼运》云:“何谓四灵?麟凤龙龟,谓之四灵。”
龟与麒麟、凤凰和龙并称四灵,因此,龟又被称作灵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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