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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太”
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
只有将“子曰”
改成“曰子”
是决不能懂的了。
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
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
，“麦特赫司脱路”
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
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
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
。
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
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
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
吧。
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
李乙说：“是的，天凉了。”
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
张甲说。
“天凉了，——是的；”
李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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