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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治理模式终究难以突破传统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约束，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治理结构中的深层矛盾。
究其根源，在多数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治理从来没有以人类为最高单位，相反，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以低于“人类”
的组织为治理单位，如部落、城邦、国家、民族或地区等。
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基于民族国家本位的人类治理模式充分暴露了其牺牲人类整体利益的本质缺陷，国家本位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障碍。
人类治理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升级和优化的过程，既然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无法消除或控制人类的原始敌对情结，也无法终结基于这一情结的恶性集体竞争，新的治理模式就必然会应运而生。
顺应全球化大趋势，人类政治生活必将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再仅仅是组织效能的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伦理上的跃迁。
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是人类唯一光明的选择。
否则，我们就只有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框架之下，目睹科技和资本的魔力在“自利”
中加速膨胀，直至将哺育它们的人类文明彻底毁灭。
全球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是全球治理主体，其主要职能是什么，以及这一主体如何产生。
其次，我们必须界定国家机器在全球治理系统中的地位、功能和管辖范围，划分全球治理主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职能分工。
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政治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教科文卫的治理以及外太空治理（其他的职能交给国家和民间管理）。
这些关系到人类和平和繁荣的关键问题只有通过全球治理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全球治理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进化。
如果能够实现，人类将彻底超越原始的动物属性，文明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治理创新包括我们可以假定，创设统一的“世界政府”
实施全球治理，可以减少大量的公共管理成本，尤其是军事开支和国家竞争时代的国民经济管理成本，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安全保障将大大提高，人类的创造力将更多地用于有益文明发展的事业而不是自私或罪恶的领域。
毫无疑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之下，民族国家将失去昔日的主权属性，而降级为一个区域性的公共管理子系统，它不再拥有传统国家机器的一系列特权，而成为“世界政府”
之下的一个丧失主权的地域。
我们还需要通过重塑文化来改造政治学。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将国家作为公共治理的最高单位，即使国际政治也常常被视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游戏。
尽管国家主权已经面临来自基层和国际组织的双重挑战，当代政治学仍然固守国家本位的传统，不愿意越雷池一步。
政治学的使命绝不是因循守旧地维护着已经过时的政治体制。
政治学应该是前瞻性的，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追求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探索新治理模式。
然而，当代政治学已经成为工具主义的奴隶，满足于细枝末节的实证研究，而对探索人类政治进化的方向兴味索然。
启蒙时代政治学先驱们的探索精神早已**然无存，政治学家们对当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深层问题几乎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
突破传统的国家本位，是当代政治学的紧迫任务;从全人类的视角审视政治的全新内涵，是21世纪新启蒙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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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启蒙时代，近代政治学的先驱们突破了传统政治的视野，为宪政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今天，在全球化浪潮和全球性危机的强大冲击之下，人类治理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
当代政治学理应接过启蒙时代的火炬，突破传统政治学的思维定势，为全球治理时代提供崭新的政治学说，为全球治理提供全面深入的制度设计，这无疑是21世纪政治学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探索人类政治进化指明了方向，为全球治理提出了理念，为人类未来走向指明了路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及道路
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强国，都是依靠改革创新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引领着人类文明火炬传承与发展。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今天的中国经历过近代国力孱弱的奋发图强和改革开放的励精图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和能力担当人类文明传承的大任，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携手各国打造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开启新时代，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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