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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公务员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也称文官制度。
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开放、公开、人人机会均等的公务员用人体系。
然而，较早开始文官制度的法国，明确表示，这一整套文官制度的体系和规范，很多方面是通过向中国传统政治系统学习而来的。
其四，社会治理方面，政府开始运用民主政治的框架，体现为竞争性的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代议制民主。
在社会事务领域，公民事务是由自下而上的自主决策制度实施的，推行地区自治或社区自治，相对尊重公民自治的权利，落实了国家与社会合作机制。
[2]
随着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引入，政府的力量和权力职能大大增强。
在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和传统的国家，甚至出现了社会福利主义，因此，政府的行政权也相应地扩大了。
在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进程中，必须提及的是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确立对国家治理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考察一下西方法治理念的兴起，大致可以发现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当时的欧洲，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各个封建邦国的风俗习惯和法律法规差异较大。
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一大障碍，是因为此前小型社会秩序和法律代表的“各自为政”
“各为其主”
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商品交换对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的要求。
社会大众要实现其经济利益或政治理想，必须消灭封建割据的地方秩序，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国家，进而形成明确和普适的政治经济规则体系，而这一切的背后蕴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的公平带动社会的整体效率”
等法治理念。
其二，现代“民族—国家”
的兴起和确立，封建邦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
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统一规则体系，但这种变化会遭遇封建势力的抵抗；为促进经济发展，在特定疆域内必须有确认统一的法律法规，并确保规则能够被有效贯彻执行，这就要求一个对大范围的社会具有管控能力的国家，现代“民族—国家”
因此在欧洲出现。
与“君权神授”
的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
强调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的规则，强调国家为保证规则执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垄断。
这都是对地方“封建割据”
的一种反叛和革新。
“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
的现代理念开始出现。
[3]
广大民众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民主、宪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制定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并要求依法治理，革除专制特权，确认人民的政治、经济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从君主立宪和分权原则出发，提出“为制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这是较早的权力制衡思想；而思想家卢梭则直接把法治同民主共和国联系起来，认为法律是人民“公意”
的表现，“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就称之为共和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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