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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微笑着说，“那是为上帝准备的——无尽的希望——只不过我们没有罢了。”
你很难读懂他的表情，但如果进一步地思考这种微笑，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喜剧的救赎效果：在那些人们觉得自己无法逃避的东西之中，喜剧如何能够汲取能量？约瑟夫·K.（JosephK.）已经指出，人们当然可以将他的处境视作“一个笑话”
。
《审判》（TheTrial，1925）的第一段文字是这样结束的：“如果这是一部喜剧，他会坚持演到最后。”
但或许他演得实在太容易了，他太想在某处直接结束了（显然，喜剧必须有一个结尾），以至于没有履行塑造结尾的责任。
布罗德回忆道，当卡夫卡向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他笑得念不下去。
又是这样的情况：要说出这种笑声的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但我们可以揣测笑声的其中一个来源，或许K实在太过执拗地坚守、追求那些规则，这成了他陷入困境的一个基本前提。
可以看一看后来的一段对话：“‘但这都是胡说八道。
’‘何谓胡说八道？’K问道。
‘你为什么非得一直问呢？’谷物商暴躁地叫道。”
K对于阐释的渴望，似乎是一种分类层面的错误，他在试图探测、破译那些寓言，但他本来应该关注其他的事物。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比K更聪明。
喜剧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总在寻找意义和动机，但最终只能徒劳地面对一个装满困惑的世界。
伍迪·艾伦——他本人就是一位尊崇、热爱卡夫卡的读者（“有一天，F突然莫名其妙地打破了自己的饮食习惯”
）——在《爱与死》（Loveah，1975）的开场处哀叹，他将因为一项从未犯下的罪行被处决：“当然，所有的人类都坐在同一艘船上，没错吧？我们最终都会因为一项从未犯下的罪行被处决，不是吗？”
处理这种“终极”
文本的方式，就是将它用作其他琐碎材料的借口。
“是”
、“否”
还是“有可能”
？——在伍迪·艾伦的职业生涯中，这三种答案恰恰是邪恶版的“三位一体”
，因为真实的立场总是捉摸不透：“毫无疑问，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问题在于，它离市中心有多远，开到多晚？”
“不仅找不到上帝，周末还得试着找个水管工。”
“我一直在想有没有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能否在那里换开二十块的零钱？”
哲学家阿伦卡·祖潘齐茨（AlenkaZupan?i?）近来问道：“恰恰是喜剧与喜剧性的存在，让我们最为清晰地意识到，人永远不止是一个人。
他的有限性被一种**所侵蚀，这种**恰恰无须符合人与人之有限性的尺度，难道不是吗？……我们不仅不是无限的，我们甚至也不是有限的。”
是的，事情可能确实有那么糟糕，这些笑话似乎也知道这一点。
无论有没有来世，你都不能放弃那些主要乃至次要的**。
天堂许下了很多承诺，但在喜剧的世界里，人总是需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构思天堂。
在伍迪·艾伦的短剧《死神摊牌》（DeathKnocks，1968）中，他将手持镰刀的死神带到了地面上，以此向英格玛·伯格曼（IngmarBergman）的《第七封印》（TheSeventhSeal，1957）致以诙谐的敬意：“（他大声地喘着粗气，结果被窗台绊倒，掉到了房间里。
）死神（这可是坐不改姓的死神）：我的上帝啊，我差点把自己的脖子摔断了。”
在这场戏中，上帝可以出现在死神的脑海里，这是恰当的，因为它在戏仿道成肉身的传统故事。
在这样情境下，我们可以从无限的高度，俯瞰自己喜剧的那一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永恒的真理，缠结在了喜剧的时间之中。
俗话说“死神不等人”
，但在这场戏里，他得喘口气才能继续行进。
我们在《爱与死》的结尾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关键在于，不要将死亡看作一种终结，你得试着将它看作一种非常有效的、削减开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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