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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只能“继续躺在那儿”
，就算只是为了满足我们那种持续的、享受谩骂的愉悦。
这些作品的重点不在于推崇或发展美德，它们只想沉溺于精湛的人身攻击之中。
笑话的关键任务是中介，而不是终结。
尤维纳利斯的第十五篇讽刺作品，仿佛预示着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在谈及“食人”
的案例时，似乎不太得体的表述。
他指出，吃人可能会引发“愤怒，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引发笑声”
。
当他探索“饥饿与仇恨”
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时，他怀疑身为“食人族”
的讽刺作家，可能也渴望呈现仇恨。
讽刺所提供的混合大餐，创造了一种它自身鄙夷的美味。
一场可怖的喜剧正在上演，因为在尤维纳利斯的理解中，厌恶也可以是一种快乐。
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在评价这位诗人时说：“他的怒意高涨，惹得我也一样。
他的每一句话，我都乐于思量……他给了我尽可能多的欢愉，也考虑到我忍受的限度。”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乐于思量”
的情绪，会导致纯粹的自我满足。
“乐于思量”
之“乐”
，其实也是一种负罪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担忧喜剧中存在的侮辱与攻击的倾向。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以最为清晰的方式提出了这一指控：“所谓笑声，不过是突如其来的概念，催生了突如其来的荣耀。
我们仿佛身处某种优越的地位，蔑视着他人的弱点。”
霍布斯不仅提出了这种“优越论”
（Superioritytheory），还强调了喜剧本能的残酷性，这一系列论调在18世纪成了备受争论的议题。
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Shaftesbury）反驳道，这种幽默能帮我们“用一种和蔼可亲的姿态相互碰撞，磨平我们的棱角与粗糙的表面”
。
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Fra）进一步发展了后来被称为“不和谐论”
的论调。
他认为，我们与一个人、一件物体或是一个环境之间的不和谐感（而非我们对它们的优越感），其实是许多笑声的来源。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认为，“因某事而笑与嘲笑某事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差别。”
他在提出这种论调的时候，脑中一定闪过了类似上述争论的思绪。
他模仿史诗体的诗歌《夺发记》（TheRapeoftheLock，1714）梳理了这种区别的微妙之处。
蒲柏认为，这首诗“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具讽刺性的，也是最无伤大雅的。
这是一些如同挠痒的文字”
。
在蒲柏的作品中，我们仿佛看到霍布斯与哈奇森的观点交织并行：事实证明，讽刺作品时那看似完美的耳光，其实只是轻轻的耳光搭配重重的挠痒。
挠痒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不协调感，一种快乐与痛苦混合的感受。
亚当·菲利普斯大胆地指出，挠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导我们体认那种原始的快乐，体认那种无助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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