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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的抑扬格诗句到罗马农神节时官方认证的讥讽，再到彼得、达德利谈论那句“他妈的婊子”
的影响，甚至还有“几打脏话”
（TheDozens）[1]的游戏——在这种游戏里，无数的诽谤抨击着参与者母亲的角色。
当这类辱骂变得程式化、成为某种表演时，原先侵略性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演变。
W.H.奥登（W.H.Auden）仔细分析了那些精心构思的侮辱**流——从古英语的辱骂诗（flyting）到现代卡车司机的对骂——他观察到，“参与者不是在思考彼此，而是在思考语言，以及体会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乐趣……玩笑的愤怒本质上仍是喜剧性的，因为在所有情绪中，愤怒与玩笑最不兼容”
。
从这个角度来看，喜剧展现了愤怒变得“出离愤怒”
的时刻。
某些形式的凶猛可能是令人愉快的。
从语言本身来说，“玩笑的愤怒”
似乎显得有些矛盾。
在柏拉图的《斐利布斯》中，苏格拉底指出，“那种娱乐性的恶意，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混合着快乐与痛苦”
。
笛卡儿在《灵魂的**》（ThePassionsofTheSoul，1649）中认定，“嘲弄或鄙视是一种与仇恨交织的喜悦”
。
在这一章中，我会分析这些看似目的性的喜剧模式——讽刺、模仿史诗、戏仿与恶搞——探究这种怪异的情感混合。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讽刺作家。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认为，这种作家是“被文明社会接纳的食人族”
。
讽刺作家既文明又野蛮，只要有人允许（甚至是鼓励）他拥有充足的自由，他就会肢解我们。
那么，我们需要这位“食人族”
做些什么呢？在最初的时候，讽刺作家似乎是允许观众与他一起完成任务的喜剧家。
讽刺鞭挞着恶习，也鞭策着美德。
贺拉斯（Horace）将理想中的听众想象成“露齿而笑之人”
。
他的作品乍看之下令人愉快，但观众也可能时不时被他狠咬一口：“你在笑什么呢？”
这位诗人会质问我们，“如果改一下人物的名字，你也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
确实，正如哈姆雷特后来打趣的那样，“要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待遇，那么谁也逃不过一顿鞭子”
。
在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笔下，讽刺会开启一场复仇者的喜剧。
他的第一部讽刺作品是这么开场的：“难道我必须永远当一个倾听者，永远不去还击吗？”
但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如此地偏爱否定性的表述，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这种模式是否更想鞭挞而非拯救那些受害者。
他跟着罗马的妻子们来到她们的闺房，看着她们卸下妆容、露出本来面目……“我该怎么称呼它呢？一张脸，还是一块长满溃疡的肉？”
那些上了年纪的丈夫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早就忘了**为何物。
就算有人想要让他想起一些东西，也是徒劳无功。
他那尺寸缩小、血管胀大的工具就躺在那儿，就算整晚都好好地爱抚它，它也只会继续躺着而已。”
尤维纳利斯的作品中隐藏着一种纯粹的**，它会打击那些表面上的、渴望变革的意愿。
那些工人般的受害者，就像他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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