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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还没发生的事，包括我们梦想的愿望以及所有不确定的未来，与一种无可避免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人们依旧坚持从小就认定的一个事实：“既然上帝是这么规划和安排生活的，那么一切将要降临的事必定会如期而至。”
对此，我们的神学大师们这样回应我们，“我们看见（上帝和我们一样，同属看见，并不是预见，因为一切都真实地发生在他面前）一件事将要发生，可是并非由我们强迫致使，其实你们可以这么认为，因为事件发生了，所以我们看见了，并不是我们提前预想的结果。
有事才有知，而非有知才有事。
我们遇见的事情，就算如实地发生了，但可能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展现的；可上帝，他所预知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了事件的所有原委，甚至那些被人称之为意外的事件，神都赋予它们足够的自由意志力，所以，其中必定会掺入我们人类的意志力，他知道倘若我们没能看见，那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产生了抵制心理而已。”
然而，我看见许多将领用这种命运必然性的观点去鼓励自己的士兵。
因为，如果说生死有命的话，那么不管是敌人的枪击还是我们的不自量力，勇往直前还是落荒而逃，都无法改变已经判定好的死期。
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十分困难。
即使有一种强大而坚定的宗教信仰会带给我们相应的行动，但是，这种时刻被人挂在嘴边的信仰，在当下的时代是少之又少，变得微乎其微了。
再者，即便有这样的信仰，一旦涉及实际行动，也就会不了了之。
然而，在儒安维尔先生的《圣路易传》中，讲述贝都因人[5]时也曾提及宗教信仰问题。
他是一个善良且值得信任的人。
贝都因人是与撒拉逊人[6]混居的民族，圣路易在圣地同他们有过来往。
据儒安维尔叙述，贝都因人的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生命自古以来都是事前决定和计算好了的。
因此，战斗时，只需手持一把土耳其利剑，身披一件白衬衣，就可以上场杀敌了。
当他们怒火冲天时，嘴里总是重复一句话，似乎是句极其厉害的咒语：“你同全副武装的贪生怕死之徒一样软弱无能！”
这证明他们的宗教和信仰与我们的大相径庭。
还有一个极其相似的事例。
由两位与我们父辈同时代的宗教人士提供的证据证明，他们因为在某个科学观点上产生分歧，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在公共广场当着所有群众的面一起跳进火堆，以此来证明各自观点的正确性。
当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两人正要往火堆跳入时，意外发生了，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
一位土耳其贵族青年在穆拉德二世和匈雅提[7]的战争中，表现得极其英勇，毫不畏惧，在两军对垒的过程中创造了十分显赫的战功。
穆拉德二世问他：“你这么年轻，又毫无经验（这是他的首场参战），是谁促使你做到如此高尚、如此有魄力、如此勇敢无畏呢？”
他回答说，叫他无所畏惧的老师其实是一只野兔：“有一天，我去野外打猎，发现一只躲在洞里的野兔。
虽然我带了两只猎狗，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选择用弓箭，因为我怕它耍什么花招。
当我开始放箭时，直到箭袋里的几十支箭全部用光也毫无所获，不但没有射中，甚至都没能惊醒它。
最后，我不得不放出猎狗让它们去逮捕野兔，然而也是徒劳无功。
我由此知道是命运在保护它。
箭或剑是否能击中，则是我们的命运所决定的。
生死有命，我们无权选择后退或提前。”
我们顺便可以从这个故事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现象都很容易让我们的理智屈服。
有一个人，无论从年岁、荣誉、地位和学问上说都是一位大人物。
他向我吹嘘道，外部的刺激导致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他所说的外部刺激就像海市蜃楼，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我觉得不可置信：他把它称之为奇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意思并不相同罢了。
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们说，他们几乎无一不坚信自己的生命存在着注定的、不可改变的残忍时效性，这样的信念使他们无论面临什么样的事都可以临危不乱。
我认识一位尊贵的国王[8]，倘若命运一直偏袒他的话，他将从这种生命的时效性中获利。
在我们遇见或经历的事件当中，最让人钦佩的坚决行动，莫过于密谋杀害奥兰治亲王[9]的行刺事件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前一个刺客穷尽毕生努力都没有行刺成功后，我们看见另一个刺客沿着前者的足迹走上了同一条路。
是什么让他不受失败先例的影响，毅然鼓起勇气，拿起同样的武器，前往刺杀这个到哪都有侍卫伴其左右的君王——这个身强力壮，全城百姓都对他忠心耿耿的君王——奥兰治亲王，而他在之前就有过不该再轻信人的教训，防卫也更加难以突破——而最终这位刺客行刺成功。
可以肯定的是，行刺者在行动时十分果断，投入了强劲的热情，迸发出了巨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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