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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帝称帝后，也推行禁绝民间祭祀的措施。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
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这是最高当权者第一次向民间神灵宣战。
文帝高张皇家祀典，而把“非祀之祭，巫祝之言”
置于“左道”
境地，民间宗教已处于非法状态，在高压之下了。
封建皇帝的这一举措，是由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教训造成的，他们想在文化世界里筑起一道屏障，防止异端神学冲垮皇家的神苑。
文帝精当地概括了皇家祀典的基本内容：郊社、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
这是自原始社会以来，宗教神话积累成的皇家祀典的最后结晶，它经过反复过滤筛选在汉代已凝聚完毕，三国时的皇帝接过了这份遗产，世世代代往下传了，千余年里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根本变化。
皇家一旦有了自己恒定的神权体系，便不遗余力地维护它的权威，因而对异端便大开杀戒。
皇家祀典是儒家神学观的结晶，因为正统的神学实际上是儒家神学，它体现为皇家建立权威的根本目的，故禁绝**祀就要先树立儒家祖师爷的地位。
汉光武帝、明帝早就对孔子礼拜有加，这一被异端神话冲得奄奄一息的孔圣人的神位在魏王统治期里再度兴起来了。
所以魏文帝早在禁**祀诏令前就先行表彰孔子的大德，称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
，并下令修孔子庙。
文帝这样做，是为了纠正汉桓帝以来对老子崇祀的作风，他除规范了具体的皇家祀典外，更注重敬仰这一礼制的祖师孔子。
尽管文帝说除了郊社、祖宗、三辰五行和名山大川外，余不在祀典者不得祭祀，可孔子总是例外。
文帝诏告豫州刺史，不得重老子轻孔子：
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
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
此祠（老子祠）之兴由桓帝……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反常禁。
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8]
这就是说，老子不能祭祀。
这种前所未有的以政令的形式倡导一种信仰而禁绝另一种信仰的手法表现得如此明朗是前所未有的。
江东孙吴集团对民间宗教神话的压制与曹魏比毫不逊色。
当年在顺帝时制《太平经》的术士于吉有一个自己的传承系统，虽然他的道书传播开去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可于吉道有一支没有直接参加黄巾，在汉末三国之际传入江东，于民间继续传播。
其道长还是于吉，这显然不是顺帝时的那个于吉了，他当是袭于吉之号的另一位道长。
在江东，于吉道称于君道。
《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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