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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基层的宗教组织都建立起来了。
刘邦想建一个上帝权威，但实在因为不懂这套礼教，反倒看重了基层宗教组织。
所以，实际上也只是信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上帝，而以杂祀诸神成为主体。
汉初之主神，议而未决，遂将流行于各地的各路神灵尽搬入长安，与秦国故神一同祭祀，所祀既有周旧礼中所有的神主，也有原战国时各诸侯地方的神灵，实为一杂烩。
《史记·封禅书》开出了刘邦建国后四年的祭神清单：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
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
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
皆以岁时祠宫中。
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
秦中者，二世皇帝。
各有时日。
这中间大神小神杂糅一处，毫无统绪。
天地之神、五帝之灵并未得突出重视，而与主施糜粥之神，炊母神等同享香火。
可见汉朝刘邦刚刚打起的崇奉上帝的念头因无所适从便放弃了，而代之以多神的信仰。
其祀神的强烈功利性可从对二世皇帝的祭祀见之，《集解》引张晏曰：“子产云匹夫匹妇强死者，魂魄能依人为厉也。”
考虑到汉从秦手中夺了江山，而二世又贪鄙暴虐，恐其为厉害人，因而专设南山巫以祭二世之灵。
凡有利、有影响的神灵，高祖都毫无遗漏地将其列入祀典。
如有人说周朝兴起时邑部，立有后稷祠在那里，高祖便下令立灵星祠，常以岁时以牛祠之。
这种祭祀有着现实的功利性。
《史记正义》引《汉旧仪》云：“五年，复修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为民祈农报厥功。”
本来后稷是周人的先祖，因其主农，现在可为汉家百姓作点贡献，所以也享受了大礼。
刘邦时的多神崇拜较秦时更为严重。
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没有统一的上帝。
吕后专权，忙于防范刘家故臣的对抗，无暇顾及上帝之祀，一仍高祖所行服色。
《史记·历书》说：“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文帝继位，这是一位宽厚的皇帝，勤于政道而关心民生疾苦，颇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味道。
听说祝官祭祀时在为皇上祈福，心中很不高兴，于是说道：“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
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
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
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22]这境界委实不低！
文帝不让祠官为其祈福，这番表白正说明他看重祭祀神灵的事。
所以，文帝时期，汉代的宗教与神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汉承秦制，行水德，尚黑。
文帝时当然还是在尚黑。
这时开始有人出来提出异议，第一个人是贾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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