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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更进一步从较细密处讲，则更非一篇短文所能尽，所以也不讲了。
但因读徐君文，却有另外一些意见想借此再一提。
我总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
若自己标举一理论，那是谈理论，不是谈历史。
若针切着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
这并不是说历史经过，全符不上理论，全切不到时代。
只是用心立说，应该各有一立场。
我向来喜欢宋明理学家，这是徐君所知道的。
宋儒有王霸、义利之辨，这是他们的大理论，直从王荆公到朱子都讲这一套。
但就论史的立场，我在北宋比较喜欢欧阳文忠更过于王荆公。
在南宋，朱子和陈龙川辩论，我也比较同情陈龙川。
有时时代意见即成为大理论。
徐君似乎有些像是站在近代欧美民主政治的时代意见之大理论之下来衡评全部中国的政治史。
我决不是有意菲薄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只认为论史该客观，不该和时代意见相糅杂。
这一点，我占的地位，远不如徐君有势又有力。
从前薛艮斋曾劝陈龙川，说你占的地位先输给了朱晦翁；他在那里高谈王霸、义利，你却想替汉祖、唐宗昭雪，岂不是先站了下风吗？我想现代如有薛艮斋，全会把同样话劝我。
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
。
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
。
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
。
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
但我若只讲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将认我是“守旧”
，民主主义者将认我“反民主”
，现代化主义者将认为我“反现代”
。
无怪陈龙川要叹“无须之祸”
了。
但我总觉得真要讲历史，实该如此讲。
不然受寃枉的，还是在历史之本身。
所以我讲宋儒理论，纵就喜欢王荆公与朱晦翁；但讲历史，我仍还同情欧阳文忠与陈龙川。
（原载一九六六年九月香港《民主评论》十七卷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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