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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
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
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
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
，只是要“分权”
。
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
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
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
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
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
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共产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
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
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
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
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
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
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
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切没有了。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
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
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愤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
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
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只有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
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
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
，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
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
这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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