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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代赋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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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
只讲一点较重要的。
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
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
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
譬如台湾省政府征收农田米谷，这是“租”
；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
；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
。
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人田租。
因此田租额增高了。
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
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
政府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
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
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依旧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
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
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
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
与“调”
早已包括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
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
三老是掌教化的，嗇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
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
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
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
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
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
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
军队像水一样的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
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
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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