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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
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要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
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
“饭后钟”
的故事，至今传为嘉话。
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
姑举一端言之。
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
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
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
官，有“候补”
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
。
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
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
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
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
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
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
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
而中国则不然。
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人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
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
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
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
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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