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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
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总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于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
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
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人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
这些制度的后面，自然必有其理论的根据。
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
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
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之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直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于政府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伸出盐铁官卖来。
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
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往返辩论，互相诘难。
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后留下一份纪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
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
而当时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则非熟究当时人的意见，是无法悬揣的。
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
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
这才是正办呀！
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
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
，但并未能“平均地权”
。
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
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
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归国有，称为“皇田”
，重行分配。
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
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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