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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得失”
，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
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
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
。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
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
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
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
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我上述的“历史意见”
，单就中国历史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一项极该重视的材料。
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
，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
的。
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
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
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
，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
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
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
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
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那能真切认识到自己已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
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我们单就上举七端，便见要讲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其事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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