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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
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
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战略顾问委员会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
本来想再就讲演纪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即负伤养病。
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
只得就原纪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
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则属至幸。
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
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钱穆在台中
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
嗣后总政治部来函，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
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人，较原稿稍微充实。
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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