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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虽家族不如往日辉煌，但因其父曾在朝为官，使得他自小就有机会接触许多典籍。
在众多书籍中，他对医学着作格外钟情，尤其是读到扁鹊望诊蔡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的高超医术钦佩不已，从此心中埋下了从医的种子。
后来，张仲景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
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且刻苦钻研，便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传授给他。
张仲景跟随老师，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都尽心尽力，从不怕苦累。
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下，张仲景很快掌握了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对医理的领会程度甚至超过了老师，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汉灵帝时，张仲景被举孝廉。
凭借着自身的才学和品德，他踏上了仕途之路。
然而，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百姓的疾苦，尤其是对医学的热爱从未减退。
后来，他官至长沙太守。
在任期间，他并没有被繁杂的政务冲淡对医学的研究。
相反，他以地方长官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到疾病对百姓的危害。
一有机会，他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搜集民间方剂，同时召见地方名医，商讨医理，不断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
此时的他，医道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二、着作成就非凡（一）《伤寒杂病论》的诞生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瘟疫肆虐。
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
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
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
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
后来，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
林亿取《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杂病和有关的附方，编为《金匮要略方论》。
（二）着作内容丰富《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着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着。
《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书中收录药物的剂型很丰富，有汤剂、丸剂、散剂、灌肠剂、烟熏剂、栓剂、洗剂等。
《伤寒杂病论》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共计269个（除重复的药方外，《伤寒论》有113方，《金匮要略》有262方），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对中医临床影响深远，为后世遗留了百余首用之有效的经典名方，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三、医学贡献卓着（一）辨证论治体系创立张仲景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为内容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断治疗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外感伤寒病，张仲景在《素问?热论》基础上，从整个外感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入手，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病人的正气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条件，寻找出伤寒发病的规律，提出了以六经论伤寒的辨证方法。
伤寒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
三阳病多实热证，三阴病多虚寒证。
张仲景将经络所属脏腑作为辨证的理论依据，提出了伤寒传经途径。
在症候的变化方面，指出了八纲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并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分析和检查疾病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
虽然论中未明确提及八法二字，但将临床基本治疗大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融会于诸篇经文及附方之中，更执简驭繁地确立了中医学治疗体系。
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方法论的开端和诊疗思维的发源。
以此为基础，通过十几个世纪人类生命进程的观察，中医形成了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特征的多种认知方法，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最终整合在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之中，成为研究生命科学和疾病治疗的重要依据和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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