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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行动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尤其是当郭嵩焘未事先与会办李湘及山东巡抚文煜协商便直接采取行动时，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最终，在僧格林沁的弹劾下，郭嵩焘被迫于咸丰十年（1860年）初离开山东返回北京，并受到了“降二级调用”
的处罚。
虽然名义上仍留在南书房任职，但实际上已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
回到北京后的郭嵩焘深感失望与无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当前政治环境的看法，认为仅仅依靠个人努力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端。
在他看来，真正需要做的是简化法律程序、强化实际治理效果而非一味强调惩罚力度。
这一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状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改革方向的独特见解。
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任命为苏松粮储道，随后不久转任两淮盐运使。
这两个职务都涉及到重要的经济事务管理，显示了朝廷对他能力的认可。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他又进一步升迁至广东巡抚的位置，负责镇压该省境内残余的太平军势力。
然而，这段任期同样充满了挑战。
由于与两广总督瑞麟之间存在矛盾，郭嵩焘仅在位不到三年便因意见不合而被免职，再次回到了湖南老家。
尽管遭遇了多次挫折，但郭嵩焘并未就此消沉下去。
相反，他利用这段时间投身于教育事业，在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开设课程传授知识，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人。
三、奔波洋务
光绪元年（1875年）初，郭嵩焘在军机大臣文祥的推荐下重新出仕，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
此时正值清政府开始重视洋务运动，力图通过引进西方科技来增强国力。
郭嵩焘对此深有见解，他撰写了《条陈海防事宜》上奏朝廷，明确指出将西方国家的强大仅仅归因于军事技术是错误的认识。
他认为，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体系。
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使郭嵩焘一时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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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
，这起事件中一名英国官员被当地民众杀害，导致英方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派遣高级官员前往英国正式道歉。
面对这一外交危机，清政府最终决定派遣郭嵩焘作为首任驻英大使，以示诚意。
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国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
许多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认为此举是对国家尊严的损害，甚至有人编造讽刺对联嘲笑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些攻击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闭关自守心态以及对新事物的恐惧与排斥。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郭嵩焘并没有退缩。
他在等待赴英期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重要事务，例如署理兵部侍郎一职时，他就针对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失职行为提出了弹劾。
郭嵩焘在奏折中不仅批评了岑毓英个人的责任，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整个官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盲目自信、拒绝接受外界变化的传统主义者。
这样的言论自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非议，“汉奸”
、“贰臣”
等恶名纷纷加诸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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