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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
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
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
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
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1646，顺治三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
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
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当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
彼乃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
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
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
彼言岂可信乎？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
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
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虽然，儿于己丑岁（1649，顺治六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
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
进战退守，绰绰余裕。
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
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
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
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
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
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
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
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
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
散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
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啖父故智也。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
此可为智者道耳。
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专禀。
[20]
郑成功给父亲的信实际上是对清廷的答复。
信中反复表示他不相信清廷的诚意，因为有郑芝龙前车之鉴。
但是，他又不愿把和谈的大门关死，暗示清朝若能将1646年勾引郑芝龙时许下的三省（浙江、福建、广东）交给自己管辖，还是可以谈判的。
然而，1653年的形势已不同于1646年，福建、浙江两省除某些濒海地区外都已在清朝管辖之下，广东是平南、靖南两藩的驻地，郑成功自己也知道开出这样的价码，无论是清廷还是闽、浙、粤地方当局都无法接受。
所以，他对负有清廷联络使命的郑氏家族私人李德谈话的口气要和缓得多，诉说“兵多地少，难于安插；倘若裁减兵戈，一旦出征，何以制胜？”
[21]要求再给“三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
；还提出清廷既封自己为海澄公，“公为五等上爵，充总兵官，尚在提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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