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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情况而言，鲁监国和郑成功都是自成系统的抗清复明势力，谈不上谁管辖谁。
舟山失守后，鲁监国为首的官员和军队没有立足之地，借居于郑成功的控制区，本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
张名振在这年年底给朱之瑜的信中说：“别后狡虏窥关（指定关，即定海），三路并至，不意**胡以轻敌阵亡，虏骑遂得飞渡。
不佞直指吴淞，幸获全捷，而孤城（指舟山城）援绝，死守十日，竟为所破。
不佞阖门自焚，而全城被僇矣！
奈败军之余，尚思卷土，但虑势力单弱，遂扬帆南下。
正月已抵厦门，国姓公眷顾殷殷。
近在整顿军营，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35]张名振是鲁监国政权的主要将领，他的这封书信不仅对舟山失利做了准确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借居金、厦以后，他和同事们正在“整顿军营”
，准备卷土重来，将于次年三四月间收复舟山群岛。
但是，郑成功另有考虑，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鲁监国及其文臣变成自己的“寓公”
“宾客”
，对鲁监国的军队则采取容纳和逐步改编的方针。
张煌言和曹从龙都是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后来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中回忆道：“岁在壬辰（1652年，顺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即厦门），云霖俨然在焉，欢然道故。
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
[36]这恍如复明志士在清统治区内的境遇，国姓爷对鲁监国诸臣监视之严可想而知。
对于鲁监国的将领，郑成功一方面保留他们原来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军事编制，如派张名振管水师前军，周鹤芝管水师后军，阮骏任水师前镇。
亲郑史籍如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根本不提鲁监国，在永历五年（1651）十二月下直书：“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毅伯阮骏等自舟山来归，俱授水师镇。”
不少史学论著受这种影响，误以为鲁监国的兵将南下金、厦之后，都变成了郑成功的部下。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应当说有一部分兵将转入了郑成功藩下，而以张名振为首的大多数鲁监国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统。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双方都承认偏处西南的永历皇帝为正统，大体上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关系。
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三月，朱以海决定放弃监国名义，派使者上表给永历朝廷[37]。
这就是张煌言所说：“适滇黔之拥戴，是用归藩。”
[38]在共戴永历的旗帜下，唐、鲁之争基本上化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郑成功同永历朝廷的若即若离。
鲁监国政权留下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徐孚远等人在内心里比郑成功更效忠于永历帝，只是由于关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较单薄，处境相当困难。
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希望同郑成功保持良好关系，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又得防止郑成功把自己有限的兵力悉数吞并，甚至撇开永历朝廷同清朝媾和。
总之，鲁监国朱以海和忠于他的文官武将在南下金、厦之后，同郑成功维系着一种带有依附色彩的同盟关系，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郑成功的部属。
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徐孚远偕永历朝廷兵部职方司黄事忠、都督张自新航海取道安南赴昆明朝见，途中为安南国所阻，徐孚远给安南国王的信中就说：“同赐姓藩大集勋爵，结盟连义于闽岛，与赐姓藩为寮友。”
[39]这种同盟关系在张煌言诗文集中也可以得到许多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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